[TED故事] 当格拉德威尔遇上斯蒂夫·列维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

by 余恺

始于1989年的雅思考试(IELTS)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开发署三方共同合作和管理的英语水平测试。每年雅思考试委员会都会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考生成绩进行统计,算出世界各国雅思考试的平均分数。2006年的学术类雅思考试的全球平均分是6.06分,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考生的平均分数为5.53分,在考生人数最多的20个国家排行中排在第19位,仅高于平均分数为5.16分的阿联酋。2007年中国大陆考生的平均分数下降到平均5.45分,但排名倒是由倒数第二上升到倒数第三,原因很简单:2007年的排行榜增加了沙特阿拉伯,平均分为5.38分,雄踞榜末的仍然是沙特阿拉伯的难兄难弟阿联酋。2008年的排行榜统计的国家数量增加到40个,中国大陆考生的平均分数为5.46分,排行倒数第六。而排在最后的一色是来自中东的石油富国:卡塔尔、阿联酋、阿曼、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

阿拉伯人英语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富有:想去英国哪用考雅思,买支足球队就行了。

中国考生在雅思考试四个部分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中,平均成绩最差的是口语和写作两部分。中国的英语教育体系强调的是阅读能力的训练,而儒家教育强调师者为尊的课堂模式则让学生基本是以倾听者的角色参与教学活动之中,口语成绩差便是自然的事了。

而写作成绩的差异倒是除了写作水平的因素外,思维模式的文化差异也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雅思写作中有一类常考的主题:法律主题。法律主题基本就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人为什么会犯罪?二是怎么解决犯罪问题?

例如,2005年1月22日的雅思考试作文题目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中年轻人犯罪的问题日益严重。讨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解决该问题?”又如,同年8月13日的作文题目是“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通过一个三岁小孩的行为研究,就可以预见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会成为一名罪犯。你认为人的天性在多大程度上会产生犯罪?我们如何阻止孩子成长成为罪犯?”

在中国,此类问题出现在考试中的可能性近似为零。因为我们的教育模式并不鼓励思辨性,如果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出现在考试中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把雅思作文的这两道题目让TED演讲者回答,有两个TED演讲者倒是探讨过这个问题:一位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另一位是斯蒂夫·列维(Steve Levitt),有趣的是,他们还就同一个问题在纽约的一个沙龙上展开过辩论。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是《纽约客》专栏作家,著有包括《引爆流行》(Tipping Point)、《决断两秒间》(Blink)和《异类者》(Outlier)三部畅销书。格拉德威尔是个从细微处发现真知的天才,在TED上以毕业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心理物理学家和食品消费者科学家霍华德(Howard Moskowitz)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推广其市场细分的概念过程的描述,解释了为什么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意大利面酱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请参考本站文章《众口难调:重新定义酱料》)融合了商业化写作元素、对为常人所忽略话题的敏锐度和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文献资料的分析理解能力,铸造了区别于传统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的写作风格。《引爆流行》正是格拉德威尔风格的经典体现。

纽约犯罪率数据曲线在1990年代出现的拐点是《引爆流行》第四章讨论的现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犯罪率不断上升,各类凶杀案和盗窃案的数量居高不下,按此态势发展下去,到九十年代中期纽约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如何解决犯罪问题成为令政府和纽约市民头痛的事情。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1993年,纽约的汽车盗窃案数量从1987年的15万宗下降到7万1千宗;盗窃案从1985年的20万宗下降到1995年的7万5千宗;凶杀案数量是1990年时数据的一半。似乎在一夜之间,纽约的罪犯都蒸发掉了。而从1994年到2004年间,整个纽约的犯罪率进一步下降了54.3%。

各界纷纷总结纽约成功控制犯罪率的经验:按照科学发展观,布置更多的警力,促进经济和谐发展,打击毒品交易和增加监狱数量。但格拉德威尔认为,上述解释都有道理,但却无法完满解释犯罪率拐点为什么在纽约出现,其他地方没有如此显著的成效呢?

格拉德威尔用“破窗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破窗理论”是犯罪学家James Wilson和George Kelling率先提出:如果一扇窗户坏掉而一直没有修好,路过的人们会认为没有人在意、没有人负责这扇窗户;很久更多的窗户将会被毁坏,无政府的感觉将会从一栋建筑物蔓延到整个街区。而在一座城市中,小规模的犯罪就等于一扇破窗,将会引发更严重、更大规模的犯罪。犯罪具有传染性,如果小型犯罪没有得到控制,就会给潜在的罪犯一种感觉:他们就算犯罪,被抓的可能性也不大。

纽约犯罪率的下降源于当时纽约市长朱利亚尼(Giuliani,911时的英雄市长)采纳的一项措施:打击在公共场合酗酒、随地便溺、乱扔空瓶子、涂鸦、在地铁站逃票等看上去无关痛痒的违法行为。在格拉德维尔看来,这就是纽约的破窗,正是由于之前这些小型违法行为没有受到控制所传递的信号:政府对违法犯罪行为极为宽容。因此更多严重罪行在这种无政府的心理暗示下逐渐蔓延。而一旦破窗被修理好,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是犯罪率的下降。

在《引爆流行》出版几年之后,同是TED Talker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夫·列维(Steve Levitt)出版了《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斯蒂夫·列维在书中批判了格拉德威尔的“破窗理论”,提出美国其他城市并没有采纳纽约相似的措施,但是犯罪率也下降了。他认为,导致纽约乃至全美国范围犯罪率突然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所有人忽略的因素是在70年代通过的堕胎合法化的法案。正是因为堕胎合法化,使很多出生后可能会因为家庭问题而成为犯罪分子的人没有在世界上出现。人们要堕胎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穷、因为他们不想要小孩或者因为他们的家庭环境不适合小孩的成长,在这种条件成长的小孩,成为犯罪分子的几率要高于正常环境下出生的小孩。

列维似乎赞成犯罪与先天因素有关联: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是导致犯罪的主因,只要看看一个三岁小孩的家庭环境,就可以预测孩子长大后会不会成为罪犯了。


上面这个视频是在斯蒂夫·列维在2004年TED大会上的演讲:Steven Levitt analyzes crack economics
他也在2005年TED Global大会上发表了题为Steven Levitt on child carseats的演讲。

面对质疑,格拉德威尔在自己的博客上作出了回应:纽约市在94年到04年间犯罪率下降的数字为54.3%,但全美犯罪率下降的数据却只有32.8%,斯蒂夫列维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纽约犯罪率下降的数据要显著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堕胎法案是影响美国所有地方的因素,如果纽约犯罪率的控制效果明显优于美国其他城市,意味着有一些因素是纽约具备而美国其他地方不具备的:这就是纽约的“破窗”。

《纽约时报》的记者John Tierney也加入战团,发表了题为《没有发生的奇迹》批评斯蒂夫·列维的神奇理论。John Tierney更赞成格拉德维尔的观点,他的论据是90年代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警察系统对社会的监控更为严密,而朱利亚尼市长更是成功地使警察系统中真正“在其位、谋其政”的警察数量由25%增加到50%。

纽约犯罪率下降的原因绝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格拉德威尔还是斯蒂夫·列维,他们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给出了正确或谬误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的思考角度去审视我们的社会与自身。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对错并非像教材中白纸黑字地一目了然。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只有在多重假设的前提下方能够经得起推敲,无奈现实社会本就是一个混沌无比系统,仿佛当年盘古白做了功。或许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判断对错是非的主导思维模式下,还应引入更多开放性的思辨模式,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

或许有人说,独立思考值多少钱?看格拉德威尔就知道: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旧报道,《引爆流行》至2005年为止在北美地区卖出了一百七十万本;《决断两秒间》(Blink)上市一年的印数就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本,翻译成为25种语言;每场演讲的出场费达到了4万美元;无数的商学院把格拉德威尔的书列为必读书目;甚至连麻省理工的《食品与文化》课程也把并非从事食品相关研究的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的一篇谈咖啡因的专栏文章《爪哇人》(Java Man)列为课程读物。格拉德威尔也应邀在多个会议上分享他的思考,他在2008年10月在与TED风格相近的Pop!Tech大会发表了他在Outlier:The Story of Success一书中的观点,这本讨论关于影响成功的外部因素,他谈到贫穷、社会机制以及种族文化限制了某些本来有能力的人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详情请参考本站7月文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类拔萃,或者泯然众人》)。

富有洞察力的书籍与文章更为格拉德威尔赢得比肩最伟大的商业思想家的地位:在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评出的50名最顶尖的商业智者排行榜上,格拉德威尔排在第27位,位置甚至领先于排在34位的“世纪CEO”杰克韦尔奇、排在36位的哈佛商学院领导力与变革领域的专家John Kotter教授。而在这个榜单的顶端更是群星闪耀: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tter)、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斯蒂夫·柯维(Steve Covey) 、彼得·圣吉(Peter Senge)和比尔·盖茨。

《纽约时报》把格拉德威尔所引领的非传统、非虚拟小说类、大众文化结合社会科学的写作风格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称为“格拉德威尔效应”(Gladwell Effect)。在这一类别中的作者还包括上文提及的斯蒂夫·列维、《长尾理论》与《免费》的作者、《连线》杂志的主编、同样是TED Talker的Chris Anderson。而格拉德维尔的另一个标签则是与大名鼎鼎的《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以及Chris Anderson共享:杂志智者(Journo-Guru),一群把社会文化、商业现象、另类思维和引入入胜的行文融合于简化理论模式中的出版界写手,一群个人品牌的建立者。反对者的声音大多来自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就曾批评一本走另类思维路线的书籍《空白:不经思考的力量》(Blank: the power of not actually thinking at all)“就像写给那些不看书的人看的书”。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理论就被批评把世界过度简单化。

吵架也好,炒作也好,知识分子间互相的嘴仗总是引来大家的围观。不过,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怕的倒不是犯了错,而是失去了在争辩中找寻与发现真相的欲望与能力。而这正是中国标准化考试节省了老师阅卷的麻烦的同时,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更大的麻烦。

相关链接: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2004年TED演讲简介文章《众口难调:重新定义酱料

Pop!Tech大会演讲简述《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类拔萃,或者泯然众人

TED书评《当你看到迈克尔乔丹的空中飞翔,你有啥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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