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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当尤努斯遇上伊卡柏•卡迪尔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你不知道这辈子你能走多远》

by 余恺

(一)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笔价值约为27美元的款项以低息借给了Jobra镇上的42名从事编织篮子的妇女,让她们不再需要依赖镇上利息高达每周10%的高利贷。在Chittagong大学里担任经济学教授的教职让他成为这个国度处于中上收入阶层的一员。能获得这份教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获得了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资助,在美国范德比尔德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36岁。而两年前,这个国度刚经历了一场导致大约150万人死亡的洪水灾害。

而在同一年,一位名叫伊卡柏卡迪尔的中学生踏上了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航班,他的和他的家人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一个以梦想的传说闻名于世的国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这一年是1976年。

伊卡柏卡迪尔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学业。硕士毕业之后,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这段经历成为申请世界最顶尖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资本。在沃顿的MBA学位意味着高薪厚职,前/钱景一片光明。毕业之后,卡迪尔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领域大展拳脚,在1991年成为了Atriunm资本公司的副总裁。

但在担任了副总裁职位两年之后,趁着移动电话业的兴起,卡迪尔决定辞职,创办自己的公司,而这间公司的名字叫Gonofone,如果按照孟加拉语的意思,这家公司的名字叫“人民电话公司”。


TED.com: Iqbal Quadir says mobiles fight poverty

(二)

自小信奉伊斯兰教的他明白眼前这名妇女向她所陈述的困境对这名妇女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借出了第一笔价值27美元的款项之后,42名妇女很快就连本带息还清了债务。但让他感觉奇怪的是传统银行业对这些极端贫困的妇女的看法:把钱借给她们风险太大,她们这么穷,怎么能够还得起我们借给她们的钱?只有富人才是传统银行业贷款的对象,越有钱的人越能够借到钱。

他觉得不对。真正需要钱的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于是他找到了银行家,让他们借钱给穷人。银行家哈哈大笑,说,教授,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够借钱给她们,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她们能够还清贷款。而且,我们不是为穷人办的银行,我们不是穷人的银行家。

他还是觉得不对。于是,他决定以自己的力量去说服银行家,以小额贷款的形式把钱借给贫困的妇女,让她们有一笔启动资金,去做一些小生意,获得自力更生的机会。他成功地从政府拥有的Janata银行借到了一笔款项。为了让更多地穷人获益,他成立了一间专门帮助穷人从其他银行借贷的机构。

但这并非一片坦途:这间主要以贫困妇女为借贷对象的机构受到激进的左翼分子的骚扰;保守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忌惮于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于是警告她们如果从这间机构借钱,将不能以穆斯林葬礼仪式入土安葬。

但所有的逆境都没能够阻挡这间草根机构在这片人口密集的土地上,以有悖于传统银行的模式野蛮生长。

在运营了六年之后,这间机构已经拥有了2万8千名员工,于是他决定把要给这间机构起一个新的名字: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思为“乡村银行”。

2006年,格莱珉银行的名字随着诺贝尔和平奖评定委员会的获奖公告登上了各大媒体版面,当然还有他,格莱珉的创立者,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


尤努斯

(三)

孟加拉国的人口为1.44亿,国土面积14.7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900余人。要理解这个密度的意义,换算成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的话,要达到同等密度的人口,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86亿4千万,把所有地球人装到中国没有现在的孟加拉那么拥挤。

孟加拉是个河流密布,降雨充足的国度。对孟加拉人而言,一年四季是个陌生的名词。在孟加拉,一年只有3季:冬季,夏季和雨季。降水的充沛和遍布全国的河流意味着一旦洪水发生,整个国家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两个月前在墨尔本大学南亚研究小组的专题研讨班上,来自Monash大学的孟加拉籍博士研究生Mohammad Jalal Uddin Sikder进行了题为《气候变化与移民:基于孟加拉的案例》的演讲;来自La Trobe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的Sue Chaplin则分析了孟加拉女性在由于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移民问题所导致的生活困境;摄影师Rodney Dekker则用镜头记录了在洪水季节孟加拉人的生活如何受到影响。在他们的叙述中,孟加拉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全球变暖,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

在这个人口密度巨大的国度,任何的生态灾害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唯有真切地耳闻亲历这个国度艰辛人们的诉说,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在国人的生活中很可能一辈子都发生不了任何关系的国家中人的命运,是如此地值得我们的关注。他们的命运对我们这个国度的影响可能微不足度。但布拉马普特拉河,这条意义当于长江之于中国的河流,上游就是我们的雅鲁藏布江。我们对于雅鲁藏布江任何的决策,都影响着这个国家1.44亿人的命运。

按照联合国发展署公布的受灾指数,孟加拉与中国排在世界各国之首。在资源缺乏的国境内,唯一能够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就是人力资本。要利用人力资本,便需要把人力资源以网络的形式连接起来,降低离散于不同地点的人的沟通成本,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电话。

这就是驱使伊卡柏卡迪尔辞去投资公司副总裁职务创建Gonofone的愿景:让祖国的人们获得技术上的帮助,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摆脱贫穷。


孟加拉的河流

(四)

离开了祖国20年的伊卡柏卡迪尔回到了孟加拉。如果说20年前离开的时候,年轻的卡迪尔心中怀着的是美国梦的话,20年后的卡迪尔所怀着的是一个让孟加拉摆脱贫困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基础是一个以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在决定辞职建立Gonofone之前,审慎的卡迪尔首先找到了已经声誉鹊起的格莱珉银行,解释了他的想法。得到的回应是:“这主意有点疯狂,但不乏逻辑。如果你觉得可行,就过来实现它吧。”

格莱珉银行只是卡迪尔计划中的电信公司的一块拼图。他还需要其他的拼图来完成他的蓝图,奔走各地的他找到了美国的天使投资提供资金,获得了挪威电信公司提供的专有技术服务。而格莱珉银行在这份蓝图的角色,是提供基础设施。

事实上,这个联盟的成立并非易事。挪威电信公司雇佣了一名商业分析师对孟加拉的电信市场进行评估,利用彩色电视在孟加拉市场的发展作为参照体系,这名商业分析师的分析结论是:到2005年,孟加拉市场的手机数量为25万台。而在1995年,1亿2千万孟加拉人总共拥有的电话数量仅为40万台。

挪威电信把评估报告递交给了合作方之一的尤努斯。尤努斯的回应是:不要管这份报告,按大众市场的规模来进行计划。最终,在1996年,一家由卡迪尔管理的、由挪威电信、日本丸红株式会社、Gonophone和格莱珉银行共同组建的电信公司正式成立,这间电信公司被命名为格莱珉电话公司。为了管理这间公司,尤努斯专门成立了格莱珉电信,参与格莱珉电话公司的管理。

事实上,尤努斯是对的。而挪威电信雇佣的这名分析师或许需要找格拉德威尔的《引爆流行》来认真读一下。在《引爆流行》中,格拉德威尔谈到了“传真机效应”:

“引爆点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像沸点和临界点。20世纪90年代早期纽约暴力犯罪骤然下降之前有一个引爆点,暇步士休闲鞋再度风行前也有一个引爆点,正如每一项新技术被引进过程中都有一个引爆点。1984年夏普公司首度推出低价传真机时卖出了8万台。随后三年,传真机的销售数目逐渐稳步上升。到了1987年,拥有传真机的人的数量已经足以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台传真机。1987年成为了引爆点。当年销售了100万台,截至1989年,又卖出了200万台新传真机。手机销售也遵循着相似轨迹。整个20世纪90年代,手机都在朝着更小巧、更便宜、服务更好发展,直到1998年,这项技术达到了引爆点,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拥有了一部手机。”

孟加拉电信市场的引爆点在2005年之后出现。整个孟加拉手机的数量在2005年为800万台,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证明尤努斯的正确性:32倍于分析师的数据。而到了2007年,单单格莱珉电话公司的用户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600万,成为孟加拉全国纳税数额最高的公司;而到2009年,用户数量达到了2000万,格莱珉电话的价值达到了30亿美元。


孟加拉的手机广告

(五)

2008年,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新千年研究所发布了由麻省理工访问学者Nicholas P. Sullivan负责的关于移动电话技术如何帮助穷人脱贫的研究报告。Sullivan的研究结论指出,在美国占人口总数38%的4千5百万没有移动电话的低收入群体如果能获得移动电话,他们将会创造相当于29亿到110亿美元的价值。

Nicholas P. Sullivan还写了一本书,题为《你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小额贷款和移动电话如何连接穷人和全球经济》(You Can Hear Me Now: How Microloans and Cell Phones Are Connecting the World’s Poor and the Global Economy)。书中提到的小额贷款联手移动电话的模式,正是由卡迪尔和尤努斯联手缔造。

在创立了格莱珉电话公司并带领公司走上正轨后,卡迪尔把股权全部出售。现在的格莱珉公司的电话公司的组成包括了占62%股份的挪威电信和38%股份的格莱珉电信。

卡迪尔的新角色是麻省理工大学Legatum发展与企业家中心的创立者兼主任,这家机构的愿景是“成为贫穷世界的硅谷”,帮助解决世界贫困问题。


麻省理工大学Legatum发展与企业家中心网站主页

而尤努斯则在2009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社会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未来》(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书中,尤努斯提倡消除贫困,不能依靠政府、或者像世界银行这类政府组织,更不能够现行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也不能靠NGO或者慈善机构的援助,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不以利润为目的,而以社会收益(Social Goods)为愿景的社会商业模式(Social Business)。

管理学大家汤姆彼得斯在经典名著《追求卓越》中指出:“在最优秀最成功的企业中,居第一位的目标不是严格的规章制度或利润指标,更不是计算机或任何一种管理工具、方法、手段,而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形成某种文化观念和历史的传统,是将共同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和生活信念,各种内部力量统一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汇聚成的一个共同愿景。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行为的准则。”

而套用汤姆彼得斯企业文化定义阐释尤努斯社会商业的模式,则是以消除贫困,提高社会大众的福祉,以追求适度的利润,而并非最大化利益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尤努斯的理想是,金钱不再是激励的员工的因素,企业内部的文化应该是员工共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现实世界总是与理想相差甚远,否则现实和理想就不会是两个词了。尤努斯与挪威电信就格莱珉电话公司产生了分歧:在格莱珉电话创建之始,挪威电信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诺在六年时间内减持股份至35%的份额,但挪威电信一直拒绝承认这份备忘录的合法性。而在这表面股权之争的深处,是尤努斯坚持不以盈利为模式的社会商业与以逐利为天性的资本之间的巨大鸿沟。

(六)

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授予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获奖理由是:

“尤努斯展示了作为一名领导人,把愿景转化为使不单在孟加拉,还包括世界各国的数百万人获益的实际行动。向缺乏财产安全的穷人借贷初看是天方夜谭。但始于三十年前的小额贷款,尤努斯首先而且主要是通过格莱珉银行把小额信贷发展成为对抗贫困日益重要的手段。”

三十年。

30年前,在尤努斯36岁的时候,他决定掏出27美元资助42名妇女。那一天,他一定不会想到这27美元是一条通向伟大的旅程的起点。同一年,18岁的卡迪尔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两名伟大的孟加拉人的人生旅程在1996年发生了交汇,而这一年,尤努斯56岁,卡迪尔38岁。他们是否想到十年之后,66岁的尤努斯因为和他的同伴们共同创造的伟大事业,登上了挪威奥斯陆的领奖台,接受举世的欢呼?

无论你多年轻,还是多年长,你不知道你这辈子能成就什么,能走多远,只有你一直在路上。

相关链接:

TED全文演讲: 《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 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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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当格拉德威尔遇上斯蒂夫·列维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

by 余恺

始于1989年的雅思考试(IELTS)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开发署三方共同合作和管理的英语水平测试。每年雅思考试委员会都会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考生成绩进行统计,算出世界各国雅思考试的平均分数。2006年的学术类雅思考试的全球平均分是6.06分,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考生的平均分数为5.53分,在考生人数最多的20个国家排行中排在第19位,仅高于平均分数为5.16分的阿联酋。2007年中国大陆考生的平均分数下降到平均5.45分,但排名倒是由倒数第二上升到倒数第三,原因很简单:2007年的排行榜增加了沙特阿拉伯,平均分为5.38分,雄踞榜末的仍然是沙特阿拉伯的难兄难弟阿联酋。2008年的排行榜统计的国家数量增加到40个,中国大陆考生的平均分数为5.46分,排行倒数第六。而排在最后的一色是来自中东的石油富国:卡塔尔、阿联酋、阿曼、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

阿拉伯人英语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富有:想去英国哪用考雅思,买支足球队就行了。

中国考生在雅思考试四个部分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中,平均成绩最差的是口语和写作两部分。中国的英语教育体系强调的是阅读能力的训练,而儒家教育强调师者为尊的课堂模式则让学生基本是以倾听者的角色参与教学活动之中,口语成绩差便是自然的事了。

而写作成绩的差异倒是除了写作水平的因素外,思维模式的文化差异也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雅思写作中有一类常考的主题:法律主题。法律主题基本就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人为什么会犯罪?二是怎么解决犯罪问题?

例如,2005年1月22日的雅思考试作文题目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中年轻人犯罪的问题日益严重。讨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解决该问题?”又如,同年8月13日的作文题目是“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通过一个三岁小孩的行为研究,就可以预见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会成为一名罪犯。你认为人的天性在多大程度上会产生犯罪?我们如何阻止孩子成长成为罪犯?”

在中国,此类问题出现在考试中的可能性近似为零。因为我们的教育模式并不鼓励思辨性,如果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出现在考试中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把雅思作文的这两道题目让TED演讲者回答,有两个TED演讲者倒是探讨过这个问题:一位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另一位是斯蒂夫·列维(Steve Levitt),有趣的是,他们还就同一个问题在纽约的一个沙龙上展开过辩论。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是《纽约客》专栏作家,著有包括《引爆流行》(Tipping Point)、《决断两秒间》(Blink)和《异类者》(Outlier)三部畅销书。格拉德威尔是个从细微处发现真知的天才,在TED上以毕业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心理物理学家和食品消费者科学家霍华德(Howard Moskowitz)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推广其市场细分的概念过程的描述,解释了为什么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意大利面酱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请参考本站文章《众口难调:重新定义酱料》)融合了商业化写作元素、对为常人所忽略话题的敏锐度和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文献资料的分析理解能力,铸造了区别于传统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的写作风格。《引爆流行》正是格拉德威尔风格的经典体现。

纽约犯罪率数据曲线在1990年代出现的拐点是《引爆流行》第四章讨论的现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犯罪率不断上升,各类凶杀案和盗窃案的数量居高不下,按此态势发展下去,到九十年代中期纽约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如何解决犯罪问题成为令政府和纽约市民头痛的事情。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1993年,纽约的汽车盗窃案数量从1987年的15万宗下降到7万1千宗;盗窃案从1985年的20万宗下降到1995年的7万5千宗;凶杀案数量是1990年时数据的一半。似乎在一夜之间,纽约的罪犯都蒸发掉了。而从1994年到2004年间,整个纽约的犯罪率进一步下降了54.3%。

各界纷纷总结纽约成功控制犯罪率的经验:按照科学发展观,布置更多的警力,促进经济和谐发展,打击毒品交易和增加监狱数量。但格拉德威尔认为,上述解释都有道理,但却无法完满解释犯罪率拐点为什么在纽约出现,其他地方没有如此显著的成效呢?

格拉德威尔用“破窗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破窗理论”是犯罪学家James Wilson和George Kelling率先提出:如果一扇窗户坏掉而一直没有修好,路过的人们会认为没有人在意、没有人负责这扇窗户;很久更多的窗户将会被毁坏,无政府的感觉将会从一栋建筑物蔓延到整个街区。而在一座城市中,小规模的犯罪就等于一扇破窗,将会引发更严重、更大规模的犯罪。犯罪具有传染性,如果小型犯罪没有得到控制,就会给潜在的罪犯一种感觉:他们就算犯罪,被抓的可能性也不大。

纽约犯罪率的下降源于当时纽约市长朱利亚尼(Giuliani,911时的英雄市长)采纳的一项措施:打击在公共场合酗酒、随地便溺、乱扔空瓶子、涂鸦、在地铁站逃票等看上去无关痛痒的违法行为。在格拉德维尔看来,这就是纽约的破窗,正是由于之前这些小型违法行为没有受到控制所传递的信号:政府对违法犯罪行为极为宽容。因此更多严重罪行在这种无政府的心理暗示下逐渐蔓延。而一旦破窗被修理好,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是犯罪率的下降。

在《引爆流行》出版几年之后,同是TED Talker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夫·列维(Steve Levitt)出版了《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斯蒂夫·列维在书中批判了格拉德威尔的“破窗理论”,提出美国其他城市并没有采纳纽约相似的措施,但是犯罪率也下降了。他认为,导致纽约乃至全美国范围犯罪率突然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所有人忽略的因素是在70年代通过的堕胎合法化的法案。正是因为堕胎合法化,使很多出生后可能会因为家庭问题而成为犯罪分子的人没有在世界上出现。人们要堕胎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穷、因为他们不想要小孩或者因为他们的家庭环境不适合小孩的成长,在这种条件成长的小孩,成为犯罪分子的几率要高于正常环境下出生的小孩。

列维似乎赞成犯罪与先天因素有关联: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是导致犯罪的主因,只要看看一个三岁小孩的家庭环境,就可以预测孩子长大后会不会成为罪犯了。


上面这个视频是在斯蒂夫·列维在2004年TED大会上的演讲:Steven Levitt analyzes crack economics
他也在2005年TED Global大会上发表了题为Steven Levitt on child carseats的演讲。

面对质疑,格拉德威尔在自己的博客上作出了回应:纽约市在94年到04年间犯罪率下降的数字为54.3%,但全美犯罪率下降的数据却只有32.8%,斯蒂夫列维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纽约犯罪率下降的数据要显著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堕胎法案是影响美国所有地方的因素,如果纽约犯罪率的控制效果明显优于美国其他城市,意味着有一些因素是纽约具备而美国其他地方不具备的:这就是纽约的“破窗”。

《纽约时报》的记者John Tierney也加入战团,发表了题为《没有发生的奇迹》批评斯蒂夫·列维的神奇理论。John Tierney更赞成格拉德维尔的观点,他的论据是90年代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警察系统对社会的监控更为严密,而朱利亚尼市长更是成功地使警察系统中真正“在其位、谋其政”的警察数量由25%增加到50%。

纽约犯罪率下降的原因绝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格拉德威尔还是斯蒂夫·列维,他们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给出了正确或谬误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的思考角度去审视我们的社会与自身。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对错并非像教材中白纸黑字地一目了然。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只有在多重假设的前提下方能够经得起推敲,无奈现实社会本就是一个混沌无比系统,仿佛当年盘古白做了功。或许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判断对错是非的主导思维模式下,还应引入更多开放性的思辨模式,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

或许有人说,独立思考值多少钱?看格拉德威尔就知道: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旧报道,《引爆流行》至2005年为止在北美地区卖出了一百七十万本;《决断两秒间》(Blink)上市一年的印数就已经达到一百三十万本,翻译成为25种语言;每场演讲的出场费达到了4万美元;无数的商学院把格拉德威尔的书列为必读书目;甚至连麻省理工的《食品与文化》课程也把并非从事食品相关研究的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的一篇谈咖啡因的专栏文章《爪哇人》(Java Man)列为课程读物。格拉德威尔也应邀在多个会议上分享他的思考,他在2008年10月在与TED风格相近的Pop!Tech大会发表了他在Outlier:The Story of Success一书中的观点,这本讨论关于影响成功的外部因素,他谈到贫穷、社会机制以及种族文化限制了某些本来有能力的人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详情请参考本站7月文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类拔萃,或者泯然众人》)。

富有洞察力的书籍与文章更为格拉德威尔赢得比肩最伟大的商业思想家的地位:在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评出的50名最顶尖的商业智者排行榜上,格拉德威尔排在第27位,位置甚至领先于排在34位的“世纪CEO”杰克韦尔奇、排在36位的哈佛商学院领导力与变革领域的专家John Kotter教授。而在这个榜单的顶端更是群星闪耀: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tter)、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斯蒂夫·柯维(Steve Covey) 、彼得·圣吉(Peter Senge)和比尔·盖茨。

《纽约时报》把格拉德威尔所引领的非传统、非虚拟小说类、大众文化结合社会科学的写作风格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称为“格拉德威尔效应”(Gladwell Effect)。在这一类别中的作者还包括上文提及的斯蒂夫·列维、《长尾理论》与《免费》的作者、《连线》杂志的主编、同样是TED Talker的Chris Anderson。而格拉德维尔的另一个标签则是与大名鼎鼎的《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以及Chris Anderson共享:杂志智者(Journo-Guru),一群把社会文化、商业现象、另类思维和引入入胜的行文融合于简化理论模式中的出版界写手,一群个人品牌的建立者。反对者的声音大多来自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就曾批评一本走另类思维路线的书籍《空白:不经思考的力量》(Blank: the power of not actually thinking at all)“就像写给那些不看书的人看的书”。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理论就被批评把世界过度简单化。

吵架也好,炒作也好,知识分子间互相的嘴仗总是引来大家的围观。不过,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怕的倒不是犯了错,而是失去了在争辩中找寻与发现真相的欲望与能力。而这正是中国标准化考试节省了老师阅卷的麻烦的同时,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更大的麻烦。

相关链接: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2004年TED演讲简介文章《众口难调:重新定义酱料

Pop!Tech大会演讲简述《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类拔萃,或者泯然众人

TED书评《当你看到迈克尔乔丹的空中飞翔,你有啥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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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世界是肥的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世界是肥的》

by 余恺

大约在两年前,在位于瑞士洛桑的雀巢研发中心全球总部面试一项奖学金。面试后,参与面试者都获得了一份礼品包,其中包括一本由《自然(Nature)》杂志出版的《自然洞察(Nature Insight)》专刊,主题是《肥胖症与糖尿病》,由雀巢研发中心资助出版。

雀巢-肥胖症与糖尿病看上去似乎是对奇怪的组合。雀巢是世界最大的食品公司,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榜单上2009年的排名在第48位,而按《财富》的业务分类上,雀巢是一间食品公司。

如果看了TED上Dean Ornish博士关于饮食与疾病的演讲后,这种关联便不奇怪了。实际上,在雀巢首席执行官Paul Bulcke的领导下,雀巢的战略定位和自身定义已经变成一间“营养和健康”(Nutrition, Health and Wellness)公司。而雀巢研发在心血管疾病与糖尿病研究的投入,正是由于饮食与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投入,《财富》杂志预言到2050年,雀巢将因为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研发收益而成为世界十强。

《财富》杂志预言的信心基础源于全球正面临的一场关于饮食与健康的挑战。2008年,北卡罗来纳州纳大学全球营养教授Barry Popkin出版了一本著作,题目是《世界是肥的》(The World is Fat)。书名仿拟了弗里德曼畅销全球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在英语中,fat是个具有巨大修辞张力的单词,曾经读过一本关于脂肪研究的学术专著,题目翻译成中文是《作为一种物质的脂肪》,英文原名是:“As a Matter of Fat”。


TED.com: 《Dean Ornish: 世界的致命饮食

《世界是肥的》是Barry Popkin教授把其理论从学术圈中扩展至大众读者群的一次尝试。早在2002年,Barry Popkin就曾联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Caballero教授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营养转型》(Nutrition transition)。而《世界是肥的》则是走面向非专业人士的畅销书路线。食品、健康与营养的主题一直是畅销书榜上的座上客,像纽约大学营养学教授Marion Nestle出版的《食品政治》(Food Politics)、康奈尔大学食品心理学教授Brian Wansink的《瞎吃》(Mindless Eating),还有《快餐帝国》(Fast Food Nation)都是经典的食品畅销书籍。毕竟“民以食为天”,按照某老报人的说法:“能成为报纸头条的莫过于四大话题:性、犯罪、金钱与食品。”

在美国市场上食品与营养话题的书籍畅销的社会大背景是美国人肥胖症占人口比例的逐年飙升(Dean Ornish的讲座中有一个经典的数据展示,该图表的更新版本在美国疾控中心主页可以看到:http://www.cdc.gov/obesity/data/trends.html)。肥胖的定义是指营养学中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超过30,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以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平方(米为单位)。按照BMI超过30的肥胖定义,2008年,美国就有32个州肥胖的人数超过总人口比例的25%,其中有6个州肥胖人口比例超过了30%。换言之,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是肥胖。

因为人种的不同,中国采用的超重标准与美国的标准不一样:只要BMI指数超过28就是肥胖。在一份小样本调查的数据中,中国男性在1989-2004年间的肥胖人数增加了两倍,而肥胖的女性人数增加了一倍。据华盛顿大学的Tsung O. Cheng的估算,2006年中国肥胖的人数超过9000万,而到了2015年,将达到2亿。按美国中情局的说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肥胖国,仅次于美国。而按照中国的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快就将重演08年奥运的一幕:超越美国,登上世界之巅。

尽管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Barry Popkin教授在02年曾经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研究中国的收入增长与膳食结构变化的关系,研究结论是收入提高对膳食结构有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穷人尤为显著。结合对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健康与营养数据分析,Popkin提出了著名的“营养转型理论”:随着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超重的现象伴随着食用不健康食品的数量增长变得日益普遍。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食品的相对价格将会下降,人们的购买力增强让他们可以购买更多食物,包括更高热量、更高脂肪和含更丰富动物蛋白的食物,例如快餐食品。美国式的快餐食品一直被认为是不健康食品的典型,造成肥胖率上升的元凶。当被称为“快餐国度”(fast food nation)的美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模板时,所产生的文化资本延伸到食物的领域,使汉堡包和炸薯条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心中现代化的象征。

2004年,美国人Spurlock决定做一个实验,并且把实验过程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下来。这个实验有三个结果:让麦当劳很恐慌,让Spurlock进了医院,还有让他获得了奥斯卡的小金人。他的实验很简单:连续30天,每日三餐都吃麦当劳。在实验过程中,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当于9.26个巨无霸汉堡,一个月后,32岁的Spurlock体重增加了11.1公斤,胆固醇水平增加了230。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超大号的我(Supersize me)》。

三年后,杭州举行的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年会上,中国农大的教授胡小松在演讲中评论了Spurlock的壮举:“这不能说明什么,世界上没有垃圾的食品,只有垃圾的食法。”尽管胡小松教授是肯德基中国的食品安全特约专家,从利益冲突的角度而言他的话让人有所怀疑,但无疑他说得有理。

或许肥胖问题的更本源原因或许是现代人所处的 “麦当劳化的社会”。“麦当劳化的社会” 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George Ritzer根据德国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演绎的当代版本:麦当劳化社会的特点是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巨无霸汉堡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算计:怎样用更少的钱吃更多?

点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理性选择的搏斗,计算着选择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我点了这菜,如果不好吃怎么办?怪不得点菜点得好的人通常在餐桌上受到崇高的赞誉。为了解决点菜过程的纠结和挽救因为伤神的菜单阅读过程而牺牲的脑细胞,伟大的人类发明了终极点餐方式:自助餐。

自助餐的内核正是风清扬式的独孤九剑的精髓:无招胜有招,不点胜过点。点菜说白了,是一门放弃的艺术,成败关键不在于你吃到了什么,而是在于对于没有点上的菜式美味程度的想象。而任何一场自助餐都是一场理性的极大胜利:一定要尽力把付的钱吃回来,所有的东西都要尝一下。在Pizza Hut餐厅果盘自助沙拉的现场所看到的餐盘上水果堆砌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一栋高层建筑。

极端理性算计的结果就是Ritzer教授所说的“高度理性的最终指向就是非理性。”每顿自助餐心理胜利的背后是未来一段日子的心理愧疚,从这种意义而言,自助餐就是“自助残”。

康奈尔大学食品心理学教授、“鬼才”Brian Wansink曾经在《国际肥胖研究》上发表过一篇论文,研究健康食品究竟是否会真的会降低热量的摄入。研究发现,食用健康的橄榄油的实验组比食用不健康的黄油的实验组的脂肪的摄入量更高(36.6% vs.31.0%),热量摄入也更高(167.2J vs. 138.3J)。背后的逻辑简单而理性:健康的食品就要多吃一点。

难怪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吃得太多所导致肥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其可能引发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长期疾病,以及这些疾病对医疗保健系统所造成的压力。2008年,Barry Popkin教授在《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营养转型是否会造成医疗保健系统的重压并减慢经济的增长?(Will China’s Nutrition Transition Overwhelm Its Health Care System and Slow Its Economic Growth?)》的论文,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对国人而言严峻的问题:由于超重所带来的疾病的费用占整个经济的4%-8%。而对穷人问题将更严重:他们有钱吃,但没有钱治疗因吃所带来的疾病。

或许要解决营养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挑战,仅仅从食品和营养的角度入手还没法找到问题的根源。在二战期间,伟大的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接受了美国政府委托的一项任务:由于战时全球的食物供应严重不足,美国必须为盟国出口更多的食物,意味着要减少美国人的食物供应,但必须维持一定的营养水平。由Mead领导的食品政策委员会提出的方式是从文化的深层角度改变美国人对食物的认知,让他们接受富含蛋白质但在饮食文化中被定义为不可食用的动物内脏。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Brian Wanink教授被委任为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推广中心主任一职,负责编撰2010膳食指南的时候,他提出了要解决美国的肥胖问题,减少过度的热量摄入,需要重拾Mead的智慧,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重构美国人的饮食行为。

我们要对抗的并不是快餐,而是快餐背后的“麦当劳化社会”所表征的唯理性与效率至上的铁笼,一个由教育制度、社会文化和物质至上所塑造的铁笼。1986年,意大利人Petrini开始推行慢餐运动(Slow Food Movement),迄今已传遍整个地球村。慢餐运动的真正意义,是让我们重拾米兰昆德拉所言的“失传了慢的乐趣”,重新享受美食的本身的快乐,而不是在自助餐馆把老板吃穷的欲望成为动力。我们从出娘胎就爱糖,我们的大脑大部分都是脂肪,这是进化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在曾经以丛林法则主导的世界中生存下来,从生物学意义而言我们无法抵抗;但当技术革命给我们以让人出神的速度,可以更快地获得更多的脂肪、更多的糖和更多的热量,显然我们身体的进化还没有准备好。结果是这个世界在变快、变平的同时,还在变肥。

相关链接:

《世界是肥的》Amazon页面(The World is Fat)。

世界是肥的(值得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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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气味的科学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气味的科学》

by 余恺

1925年,爱因斯坦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一场相对论的演讲。时隔83年后,演讲的全文正式在学术期刊Science in Context上以英语发表。在演讲中,爱因斯坦指出:“一条基本定律可以用某种确定的形式进行反驳,但是却无法确定地表明其正确性,我们需要谨记现有定律推理所得的逻辑结论可能会与新发现的现象存在矛盾。因此,经验并不能够产生基本定律,只能够判断基本定律。”按照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说法理解爱因斯坦,“所谓理论,只有在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科学理论。”

但要证明推翻公认的定律,尤其是受科学界广泛认可的定律,却并非易事。科学界的等级堡垒从来不亚于世俗社会,对此,Luca Turin一定深有体会。

Luca Turin是一名生物物理学家,研究领域是嗅觉的机理;他曾经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伦敦大学任职,现在麻省理工大学Zhang Shuguang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参与人工鼻的研究;同时他还担任一间气味分子设计公司的首席技术官。Luca Turin还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香水指南。而真正让Luca Turin名声大噪的是其提出的被认为是学术异端的嗅觉感受的振动理论,该理论要挑战的,正是占统治地位的嗅觉感受形状理论。

Luca Turin实际上并非嗅觉感受的振动理论的最早提出者。1985年,身处尼斯的Luca Turin在图书馆闲逛,偶然读到一篇发表在《化学与工业》期刊上的题为《气味与分子振动》的论文,该论文是为了论证Dyson在1938年提出的人体感受气味分子的振动机理。


TED.com: Luca Turin on the science of scent

简单地说,当我们闻到某一种气味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整体的气味,但实际上,是大脑把鼻子中的嗅觉受体与单个气味分子结合,然后再重新组合形成的一种整体的气味感觉。例如,Luca Turin在TED的演讲一开始所举的几种香水气味,其中的一种,就是由400个分子组成的。

那为什么榴莲的气味不会像桔子的气味呢?因为气味组成的分子具有特异性。按照科学界公认的解释,气味分子就像是钥匙,而人鼻子中的嗅觉受体,就是钥匙孔洞,一个钥匙之所以能刚好对着一个钥匙孔洞,是因为“形状”吻合。人体中的酶、抗体的作用原理都是基于形状对应的机理。发现嗅觉受体的Linda Buck和Axel因此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但是Dyson的论文提出:不对。人的气味感受系统是基于振动的原理。Dyson认为,每个特定的气味分子都有一个特定的波长频率,就像声音一样。气味是由分子的波长所决定。人的鼻子就像一个光谱仪,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味分子的波长分辨气味分子。

要证明Dyson的振动理论的错误,只需要找到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实证式反驳:找到两个分子,具有相同的波长频率,但气味不相同。

还真有:对映体分子。对映体分子是一种镜像的结构,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但方向相反。因此一对对映体分子就像人的双手,分成左旋体与右旋体:结构方向相反,但是波长频率相同。如果形状理论是对的话,那么对映体分子的气味应该是不同的;如果振动理论是对的话,那么对映体分子的气味应该是相同的。

香芹酮正是一对对映体分子,左旋体与右旋体都有10个原子,振动频率都是54。香芹酮右旋体的气味像是薄荷;香芹左旋梯的气味则像是葛缕子的味道。形状理论胜。

当年31岁的Luca Turin看完手头上的这篇关于振动分子假说的论文,哈哈大笑,“这论文在瞎说”。扔下期刊,离开了图书馆。

三年前,当28岁的Luca Turin完成了在伦敦大学的生理学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到了法国的风景胜地蓝色海岸附近的尼斯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在尼斯呆了6年后,Luca Turin加入了法国顶尖研究机构巴斯德研究院,在这里完成了一项专利研究:蛋白质的导电特性研究。

同时,他还是一名疯狂的香水粉丝。按他的说法,人的每项感官都与艺术相联系,绘画艺术是视觉感官、交响乐是听觉感官、美食是味觉感官、而雕塑则是触觉感觉。嗅觉的艺术?莫过于香水了。

对于香水,Luca Turin有一种独特的天分:他能够用诗般的语言描绘香水的美妙。他就是描绘香水的拜伦,他所出版的香水指南成为香水巨头与香精公司职业的案头读物。这本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专业性书籍甫一上市就卖出了8千本。而这本书描绘香水所用的迷人语言让少人觉得作者是男同志。

该书的成功让Luca成为众多香水公司的座上客。有一次,成立于1905年的顶级香料公司Quest International的首席香水师Francoise Carbon邀请Luca Turin到办公室,让他描述新设计的一种香水。Luca深深地吸了一下,“非常不错,这种香水的气味就像是两种颜色的丝绸,在不同的灯光下显现出迥异的色彩。”Carbon看着他,一言不发,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递给Luca,“念。”

这是客户给Carbon的香水设计的要求:“我们想要设计的香水的气味就像是两种颜色的丝绸,在不同的灯光下显现出迥异的色彩。”

如果说对嗅觉的描述是天分所赐,那Luca Turin绝对就是一名气味的天才。

Luca的名声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海军给了Luca一笔6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让他研究气味的电学特性,刚好是他的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这时候,他获得了一份在母校——伦敦大学的教职,在这所声名卓著的大学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如果看过Luca在TED上的演讲,一定会觉得他是名老实巴交的科学家。这句话只是对了一半,Luca无疑是科学家,但绝对不是老实巴交型的,试想一下:能用莎士比亚般的语言描绘气味的天才,定是天马行空式的人物,怎会乖乖地耗在实验室里跑电泳呢?按英国人的谚语,做实验不是他的那杯茶。

一到伦敦大学,Luca如常一样,在图书馆里漫无边际地翻阅着物理、化学、生物各种各样的期刊。一天,他翻到一篇论文,讲述电子隧道光谱的设计原理。设计者是通用汽车公司的Bob Jacklovich和John Lamb,不用反射镜、不用发射光、不用棱镜,利用的是电子隧道的原理:电子具有跃迁的趋势,但只有当吸收足够的能量才能进行跃迁,进行迁移。

且慢。Dyson说,人的鼻子就像一台光谱仪;以他做过的蛋白质导电性研究表明人体中的物质具有电学特性;而如果一个气味分子具有特定的波长频率,使得人体中的电子获得能量,就可以产生迁移,气味就可以感受到了。Luca顿时眼前一亮:人体就像一个电子隧道光谱, Dyson可能不是瞎说的。Eureka!Luca嗅到砸在牛顿头上苹果的气味了。

有了理论假设,需要观察或者实验验证,这时科学家工作的过程。要验证不难,只需要找到两个具有相同波长、形状不同的分子就行了。

Luca首先用的是S-H键,波长是2500。S-H键的气味可能最为中国学生所熟知:初中化学的时候就学过硫化氢(H2S)的臭鸡蛋味就是S-H键的气味。那有没有一种波长同样在2500的另一种分子呢?

答案是一种叫硼烷(Borane)的分子,是Luca在里斯本度圣诞假期的时候在一间书店的书架上随手翻开的一本1964年的物理化学书中找到的。好消息是,很多化学试剂供应商都出售硼烷;坏消息是,至少要买一吨。Luca只想闻一闻味道,于是在与供应商通电话的时候,说:“我可以要一份样品吗?”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没有样品。”

Luca只需要知道硼烷的气味是不是臭鸡蛋:“那你可以告诉我硼烷是什么气味吗?”

电话线的另一端沉默了一会儿:“对不起,先生,我想我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闻它的气味。谢谢。再见。”

失望的Luca终于在另一家更著名的供应商Sigma找到了硼烷:气味像是煮熟的洋葱。洋葱含有硫氢键;他再询问了几名从事硼烷研究的化学家:“对,我们都知道硼烷有硫的味道。”

Luca大喜:是时候写一篇论文了!投到哪里发表?当然是《自然》(Nature)!

在英国出版的《自然》与在美国出版的《科学》(Science)是学术期刊的泰山北斗,武当少林;对科学家的重要性,这样说吧,如果你是在中国读研究生,能在《自然》发表一篇论文的话:50万大元奖励。

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Luca不断地收集更多的例证。例如同位素分子。同位素在化学书上的定义是:具有相同质子数,不同中子数(或不同质量数)同一元素的不同核素。借用科普畅销书作家Chandler Burr的比喻较好理解:不同同位素之间的关系就像原味可乐与健怡可乐之间的关系。同位素之间的形状相同,但波长不一样。

Luca在Aldrich试剂公司找到了一种叫苯乙酮的物质有不同的同位素供应。气味如他所愿:不同。二茂铁(ferrocene)和二茂镍(nickelocene),这两种分子形状一致,但气味也不一样。

于是Luca满怀信心地投出了寄往《自然》杂志的论文。

学术论文的发表与普通文章的发表不同之处在于学术论文采用的是“同行评价”(peer review)机制。论文发表与否需要一般是3名审稿人在审阅完论文后,认为存在学术的价值,才可以发表。审稿人可不是你我此等凡夫俗子,均是在学术江湖有一定地位的人物。

但是科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造物,投稿人与审稿人观点的歧异往往会使审稿人在审稿时心态发生微妙的动态过程。在2003年的《自然》杂志上Peter Lawrence教授撰写了一篇题为《论文发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ublication)的评论,文中提到“那些不是科学家的人们认为科学是普世的,永恒的;但实际上科学是分割的、政治的。”

Luca Turin的论文被审稿人退回,每个人都提出了数点意见,认为Luca的理论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结成一句话:气味的感受机理应该是形状理论,不应该是振动理论。Luca感到懊恼,立马给编辑Nick Short写邮件:Nick,我可以回应每一点的质疑,我要重新提交我的论文。

如此来来回回,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最终的结果是:审稿人仍然不认可Luca的理论,《自然》也就不可以发表论文,哪怕是以“假说”的形式发表,哪怕如果Luca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整个嗅觉科学的教材要重写,而这正是科学前进的标志。

几经抗争后,最终Luca放弃了。不过还是有好消息:有200万人收看了BBC所拍摄的关于Luca的气味振动理论的专辑。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英国皇家学会邀请Luca参与年度公众科学展览,该展览每年只邀请十二个专题的科学研究,能获邀参展是莫大的荣誉,尽管事后Luca得知,皇家学会的会长Aaron Klug爵士并不同意Luca气味分子振动理论参展,只是因为数万册宣传材料已经印刷完毕无法更改,才勉强同意;学术期刊《化学感官》(Chemical Sense)主编Van Toller邀请Luca 把他的论文在《化学感官》上发表,不需要审稿过程,直接发表。

不需要审稿?可以么?

通常是不可以的。但你这篇论文可以。

于是Luca Turin的论文就在1996年第21卷第6期的《化学感官》上发表了。《化学感官》历史上第一次不需要审稿直接发表的论文。尽管《化学感官》的影响因子只有3.041,而《自然》的影响因子是28.751,但总算发表了。

BBC节目的另一好处是,与学术论文相比,更多的受众能够接触到Luca的理论。正如诺贝尔奖得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的Francis Crick所言:“没有一种文体比随便一篇科学论文更难让人理解和感觉无聊了。”作为大众传媒的BBC,成为了Luca理论的最好的宣传工具。

科普作家Chandler Burr找到了Luca,随后写了一本以Luca为主角的科普作品《气味之王》(The emperor of scent)。在书中,Luca被描绘成为从事唐吉坷德式任务的拜伦式的人物:睿智、幽默、直率、有生活品味的唐吉坷德,挑战科学界的庞然大物——正统理论及其背后的学术巨头们。

香精香料公司也找到了Luca,请他设计新的香气成分。如果Luca的理论是对的话,意味着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香精香料行业的研发流程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传统香精香料开发所基于的形状原理导致产品研发过程耗时长、成本高。而以TED Talk中Luca所举的香豆素(courmarin)为例,香豆素是男用香水中的主要成分,但是却是一种致癌物质。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香气相同,但是不具有致癌作用的取代物?

化学家们认为不可能。Luca打开计算机,用他的振动理论进行运算,找到香豆素对应的波长,然后在香豆素结构上外加一个官能团,波长不变,结构不同,气味?与香豆素一样。Luca花了三周时间,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那究竟Luca的振动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要看你问谁的态度了,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你是对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对的;第二种是,你是对的,但我不关心为啥你对,把我要的分子给我就行;第三种,你是错的,你完全错了,我绝对肯定。”

但不管别人怎么看,现在Luca用他的理论在商业世界中设计各种各样的气味。像所有的童话故事或武侠小说千篇一律的情节一样,一个无名小子在历经磨难、质疑和争斗之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就像Luca在TED上最后的话:“在过去的三年,我在从事我认为在整个宇宙中最美妙的工作——香水和所有奇妙的事情——加上一点生物物理学、一点自学的化学,为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付出我的努力。”当然,还有大把的银子。《自然》?一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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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上帝是个数学家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上帝是个数学家》

by 余恺

《创世纪》说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但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干什么呢?

来自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小木头(J.E.Littlewood)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判断:“上帝在创世之前只是在研究纯理论的数学,然后他想做点应用应该是件有意思的事情。”(“Before Creation God did just pure mathematics. Then He thought it would be a pleasant change to do some applied.”)

按照小木头教授的理论,所有的数学家都是神学家了,难怪当年我上高数课时总有如沐天书的感觉。

+ 达尔文二世or克雷格文格一世?

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显然是理解了小木头所说的上帝造物的数学原理。在2008年的TED上,这位被《华盛顿邮报》称为“不是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就是这个时代最疯狂的”科学家宣告了造物计划:我们已经把生物学数码化,现在是时候带着这些数据代码进入生物学的新时代,设计和制造生命的时代。”

克雷格文特注定是会被写入十年后课本的人物,正如那些为他铺下科学探索征程之路的伟大名字一样。在这条生命探索道路上留下过印迹的最伟大名字无疑是今年迎来200岁诞辰的查尔斯达尔文。有趣的是,达尔文是在小猎犬号(Beagle号)上踏上了他改写人类历史的环球航行,而克雷格文特则在2003年启动了巫师二号(Sorcerer II )考察计划。达尔文探索的是物种,而克雷格文特的任务则比达尔文更深入一步:探索新的基因,测定整个生态系统的序列。

但克雷格文特不想只成为“达尔文第二”。显然他不仅仅只想完成在科学界里拥有神一般地位的达尔文类似的研究,他想做的,是神的工作:在数据化的宇宙中创造新的生命。

TED.com: Craig Venter on DNA and the sea
本站文章: 《克雷格·文特:DNA和海洋(全文翻译)

“左手测序,右手造物”的克雷格文特的工作并不像传统想象的生物学:拿个订书钉钉住青蛙腿,在女生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和男生血腥的暴力满足中完成的一节青蛙解剖的生物实验课。克雷格文特更像是一位数学家:他面对的是一堆以A、T、C、G代表的数据符号,这堆数据符号所组成的碱基对序列通过统计软件分析,与现有的大型基因数据库中存有的序列进行比较,克雷格文特就可以“发现”新的物种。

“发现”这个词需要重新理解:克雷格文特可能不知道这个物种长什么样子,但他解读了上帝在这个物种中留下的数据——碱基对序列。从某种意义上,克雷格文特的研究方法是“Google式的科学”(the Google way of science)。

+ 什么是Google式的科学?

在Google搜索栏中输入“siecnc”一词进行搜索,结果出来的是“science”,同时Google还会向你提问“Did you mean: science”?

为什么Google会知道我们拼错单词了?是不是Google有一个词典的数据库?

实际上Google并不知道正确拼写,也没有预置词典数据库,Google是通过所拥有的巨大的互联网网页数据库分析当输入的单词为“siecnc”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对所提的问题“你要找的是不是:science”提供肯定的回答。Google的拼写检查系统不是微软式的词典检查,而是把每一个人的回答作为数据点进行分析。

如果按照传统的科学理论模式,Google的拼写检查系统首先要做的是学习词典,把所有的单词都学会了,然后再对输入的单词进行配对,当无法配对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单词是错的。这套模式被称为“理论假设-科学验证”的模式:词典所代表的单词库是理论假设的前提、而输入的单词与原有单词库的配对过程则是科学验证或曰实验的过程。

TED.com: Sergey Brin and Larry Page on Google

但传统“理论假设-科学验证”模式的问题在于:人拼错单词的可能性几乎是一个无限的集合 ,怎样才能最准确地通过拼错的单词找到用户想要表达的正确单词呢?Google的方法是,不找最准确,而找最可能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在于人类是处于不断创造新词汇的动态过程中,词典的容量很难跟上单词数量的增加。以英语为例,美国“全球语言监测站” 表示,第100万个英语单词于2009年6月10日诞生,该单词是:Web2.0。

该网站所使用的确认单词正式地位的方法是:“当只有全世界60%的人正式使用某个单词,而且不同群体的人能理解这个单词,此时,这个单词才会有意义。比如只有在硅谷中工作的人才理解的某个新技术术语就不能算作是一个主流单词。分析采用的计算机模型检查5千个网站、辞典、学术出版物和新闻稿件,查看单词的使用频率。一个单词必须出现2.5万次才能得到认可,成为英语中的正式一员。”

这正是词典编撰人Erin McKean在TED演讲上所说,词典编撰人的工作并不是像交通警察一般判断好词、坏词、哪些词能成为英语、哪些不能够;而是更像一位渔夫把网撒到英语的浩瀚大海里,时不时打捞起一些令人欣喜的珍奇。

TED.com: Erin McKean redefines the dictionary
本站文章:《Wordnik:重新定义词典

Google所用的纠错模式,所遵从的正是Erin McKean的“打捞式”哲学:没有理论假设,在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中,用人们搜索的关键词与搜索结果选择的关联(correlation)作为分析的依据。

运用Google式的关联模式,Google 开发了语言翻译系统,实现语言之间同样是按照关联性进行分析。Google研发主管Peter Norvig曾得意洋洋地说:“在我们进行中文翻译系统开发工作的团队中没有一个人懂中文。”不懂中文怎么翻译呢?只要懂数学就可以了,通过计算数学的分析,可以找到数据间的关联性,实现机器系统的翻译。

Google的成功正是基于这套Google式的科学实现盈利。Google向人们提供免费的搜索服务,而收入则来源于每次人们输入关键词后在结果页面右侧的广告栏。通过搜索关键词的关联分析,Google可以为广告投放商准确地定位客户人群。Google实际上是一家广告公司。

TED.com: Chris Anderson of WIRED on tech’s Long Tail

《连线》(Weird)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已经迫不及待地为Google式的“关联科学模式”加冕。这位“长尾理论”与“免费模式”的缔造者撰写了题为《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让科学方法过时》(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在文章中,Chris Anderson大声宣告:

“科学方法是基于可验证的假设。大部分的模型都是在科学家头脑中想象的系统,模型会被测试,实验会证明或证否关于世界运行规律的理论模式。这是科学数百年来的运作模式。

科学家的训练让他们意识到关联并不等于因果关系,简单地分析X和Y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可以推导出结论。你需要的是理解X和Y之间相关性内在的机理,一旦有了理论模型,你就可以相信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没有理论支撑的模型只是噪音。

但是面对海量的数据,这个假设、理论和验证的科学方法已经变得过时…

现在有更好的方法。在拍字节(PB,2的50次方字节,约为千万亿个字节)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关联就已足够。’我们可以不再需要模型。我们可以不需要理论的前提假设就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数字仍进史上最为庞大的计算机阵列,让统计算法找出科学无法找到的规律。”

克雷格文特正是这么做的:他的团队把巫师二号帆船在全世界海域每200英里就采样一次的海水样本进行测序,然后扔进计算机数据库进行分析,各种人类从未发现过的物种就源源不断地在计算机中显现,尽管克雷格文特都不知道这些物种长什么样子。

+ 科学4.0时代

Chris Anderson无疑是个典型的互联网时代赢家:用夸张的语言和概念的新意来修饰自己的观点,因而夺得众多的眼球关注。尽管关联性模式已经并将会继续成为一种研究模式,正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资助的“簇探索”项目(Cluster Exploratory),由Google、IBM和六所大学共同进行,建造超巨型的计算机簇群进行脑科学、神经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Chris Anderson认为如此巨大的计算能力将会提供关联性模式进一步超越传统“假设-验证”科学模式的机会。

但Chris Anderson关于“理论终结(End of Theory)”更像是一句广告口号,这个颇像尼采“上帝死了”或福山“历史的终结”的夸张而武断的表达十分适合成为杂志或报纸的头条标题。“关联性模式”的发展并不一定代表现在科学模式的终结,而更多是一种多元模式并存的时代,一个不同与前三次科技革命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科学4.0时代。

正如法国哲人Lyotard 所说:“宏大叙事的时代而已终结。”单一模式已被多元模式取代:关联性模式与“假设-验证”模式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科学4.0时代,他们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看看TED上的研究,亨利·马克莱姆(Henry Markram)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所领导的“蓝脑计划”正是基于理论模型进行神经元的模拟以理解大脑新皮层的运作机理,马克莱姆的做法,是构建一个大脑模型,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验证。正是传统的“假设-验证”科学模式。

TED.com: Henry Markram builds a brain in a supercomputer

又如鬼才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在TED演示的用传热模型做出美味的食物所依据正是分子美食学与传热学的理论。当然,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微波炉的研究计划,通过连接互联网的微波炉,可以通过与你要煮食的食物相关的搜索信息,自动确定大多数人采用的微波功率与时间的加热条件组合,就是最佳的烹饪方案了。或许关联性模型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像梅尔沃德般有才,也不需要计算出一条与实测曲线拟合度为1.00的完美理论曲线,也可以用微波炉做一顿天下最美味的食物。

关联模式本来并非什么新事物。生命科学就常用梅尔沃德所用的相关性分析研究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性;社会科学上,马克斯韦伯就曾经用关联模式探讨经路德与加尔文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诞生的关系。在TED上演讲过的Steve Levitt在他的著作《魔鬼经济学》中用关联性分析解释纽约犯罪率在上世纪末突然大幅度下降与堕胎法案通过的关系;而同样是TED Talker的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则在成名作《引爆流行》中用“破窗理论”解释过同一事件。按照“假设-验证”的科学模式,Gladwell和Levitt必定有一人是错的;但按照关联模式理解,两者可以共存:都与纽约犯罪率下降存在相关性。

关联模式的真正起源是18世纪的英国数学家贝叶斯所提出的以其名字命名的定理。简单来说,贝叶斯定理是指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大致可以由它过去发生的频率近似地估计出来。Google的计算模式就是基于贝叶斯定理。

按照贝叶斯定理发展的贝叶斯技术的吸引力在于简单性。预测完全取决于收集到的数据–获得的数据越多,结果就越好。另一个优点在于贝叶斯模型能够自我纠正,也就是说数据变化了,结果也就跟着变化。换言之,Chris Anderson所高呼的全新的关联科学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假设-验证”模式,理论前提正是贝叶斯定理;只不过这个前提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中的大前提;而非一般科学研究中特点假设的小前提。

TED.com: Tim Berners-Lee on the next Web

互联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在TED上谈到“关联数据”的概念,同时强调了互联网开放的重要性。而正是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才真正让关联模式变得现实:因为样本数量足够大,关联数据才足够好。

关联数据模式基于强大的计算能力。正如Peter Denning在他的IT人专栏中提及的:“计算是一门自然科学。” 计算不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而是一门研究自然的学科。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与庞大的数据收集,可以挖掘出生命科学、物理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存在的深层数据结构。

这些数据结构正是我们了解世界和自身所需要的信息。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巨匠牛顿在写下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后,却开始信仰上帝了。因为自然万物深层结构所显现的数学规律性似乎可以表明:上帝是个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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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下篇)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下篇)》

by 余恺

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人们,会在虚拟的空间中发出如此残暴的话语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早已埋藏着恶的因子,只不过因为对规训的遵从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被控制,而因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而产生免责的承诺,让我们释放出心中的魔鬼?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题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是什么因素使好人变坏?”

我们在10月21日发布了《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今天继续发布下篇,为你介绍斯坦福实验的前因与后续。


TED.com: Philip Zimbardo shows how people become monsters … or heroes

+ 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力服从实验)

津巴多设计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Milgram)。米尔格拉姆是犹太人,与津巴多一样,成长于纽约内城的Bronx区,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恶劣,让Milgram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大屠杀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对,那是纳粹德国,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勒要求你,你会不会电死一个陌生人?”“不会不会,我是个好人。”“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把你置身当时的情景,看你会怎么做?”

于是米尔格拉姆以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找来了1000名实验对象(全部不是大学生,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在耶鲁大学开始了世人称为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传世经典。试验对象在实验中担任教师的角色,共同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位学习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

这1000名米尔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担当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告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学习效果与惩罚的关系,“你担任教师的角色,负责提供材料给学习者;你负责提问和惩罚的工作,如果答对了,给他一点奖励;如果答错了,给他一点惩罚,你要按这个仪器上的这排按钮,第一个按钮写着15伏,意思是惩罚是给予学习者15伏电击,这排按钮是以15伏递增,如果第二个问题答错了,就给他通30伏电以作惩罚。最高电压是450伏。”

家用的电压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说也知道。学习者其实是一名演员,他的任务就是故意答错,并且发出受到电击时的惨叫。

米尔格拉姆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的错误,直到最高的电压——450伏?

为了考察担任教师角色的实验者在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米尔格拉姆还故意在375伏的电压下贴上一道该死的提示:“危险:严重的电击”。同时他还要求扮演学习者的演员要不断地发出惨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实验”。

说这道提示该死,是因为这与演员的惨叫和哀嚎一样,是个心理上的暗示:对实验对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唤起。而正是这种道德意识和对心理学家所代表的权威角色服从之间的挣扎,成为对实验者人性的最大考验,也是Milgram试验设计的绝妙之处。如果说道德意识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唤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么心理学家将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这名魔鬼将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头顶心理学家的光环,以一种权威的身份隐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让人无法辨认。

米尔格拉姆曾经问过40名精神科医生:“你认为在这个实验中,有多少人会一直惩罚学习者直到450伏,而把整个实验完成?”“1%。”因为这是撒旦式的行为,在美国人当中,有撒旦行为倾向的统计数据,正是1%。这些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

错了,全错了。

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之所以让世人震惊,是因为有2/3的实验对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钮。这只是第一组实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一共进行了16组相同的实验,而在最后一组实验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个惩罚的过程,把所有的电压按钮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电压的惩罚。

当然,这些试验对象并非哼着小调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钮。在试验过程中,受到作为学习者演员惨叫声的不断刺激,他们向饰演权威角色的心理学家提出要终止试验,而他们得到的回应是“请继续,试验对象只是身体上的疼痛,不会造成创伤。”据Milgram的观察,很多试验参与者的身体反应都反映心灵上的折磨:流汗、颤抖、咬嘴唇、呻吟、指甲无意识地插入自己的身体、甚至有参与对象身体出现抽搐。

但他们却都遵从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的要求,痛并挣扎着执行科学试验的要求,尽管不断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

对米尔格拉姆试验质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写论文提出,或者这些试验对象都不是傻子,他们早就察觉了学习者其实是个演员,没有真正地受到电击。所以他们才会一直把试验进行下去。

心理学家Sheridan和King为了求证,在1972年进行了另一组试验。这会受电击的对象不再是演员,而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不会表演,每一次电击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电击就痛苦地跳起来,惨叫!在接受测试的男性对象中,有50%完成了整个试验,按下了每一个梯度的电击按钮,一直到最高强度的电击。

女性对象的结果更是让人惊讶:100%的女性完成了试验,按下了每个梯度的电击按钮,尽管女性比男性更温柔、没有男性天生的攻击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欢小狗,但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听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的要求,即使是无理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Hanna,一个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300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 米尔格拉姆试验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 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

“专家”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与Christina与 斯坦福监狱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几乎一致。

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在这个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职责;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们释放出内心的恶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试验让他成为了一名军人的辩护专家证人。这名军人是在200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这让津巴多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关资料。津巴多意识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就是现实版的斯坦福监狱。

在长大20年的时间里,尽管斯坦福监狱试验名动天下,但津巴多却从来没能够出版过一本书,因为他一直内疚于1971年那疯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错误,一直不忍揭开人性的阴暗面。直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如出一辙的再现了他曾经目睹的情形,他才决心写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 系统情境之恶(Power corrupts)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国被翻译成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翻译无疑只传达了原文符合中国语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据韦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为和习惯上从好向坏的转变;在错误的原则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堕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发掘了权力、知识、话语、制度和身体之间的隐秘关联。如果把斯坦福试验的监狱视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置身监狱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获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corrupt了他们的判断;如果把Milgram试验的试验对象的忍受心灵的谴责不断电击学习者的行径解释为对权威的盲从,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学家所获得的情景所赋予的权力便是由科学和知识所衍生。

如果按此逻辑分析,为何网络虚拟空间上人会呈现出语言的攻击性和残暴性,原因是网络空间话语自由所产生的权力。话语是一种权力,同时由权力产生。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并非像传统的现实空间中,老师赋予你上课说话的权力,或者领导赋予你开会讲话的权力,由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由网络系统本身赋予的一种权力。

话语的权力本无好坏。正如科学和知识所衍生的权力也无好坏。但权力的中性意味着滥用的潜在可能,当网络成为捍卫自身权益,在公共空间中获得表达自身意见的自由的机制时,话语权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当权力表达成为恶意的对他人的攻击、接种谣言的培养基时,网络自身的无限放大功能便会把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一隅扩充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轶可的声音被彻底地淹没。

这是由系统衍生的权力所衍生的恶,这与你我本是好人与否无关,是情景诱因所孕育的恶。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这种恶免予受到实质的惩罚,最多或许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但这却早已被权力挥洒的快感所覆盖。

津巴多在TED演讲中引用了人类学家John Watson对23个不同文化的研究来说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为战士作战时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产生匿名性,无名性导致杀戮、酷刑和摧残。在Watson研究中,在15个作战时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个文化会有残暴的行径;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个文化中,只有1个文化产生残暴的行径。

“这就是匿名的力量。”津巴多认为。

路西法效应揭示了善恶本身同体,关键在于情景的力量,权力的诱因才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

马基雅维利的言论谈到:“欲建国与立法者必须谨记,国与法之立须基于人皆为恶且一旦找到时机,人皆意欲作恶之认识(Whoever desires to found a state and give it laws, must start with assuming that all men are bad and ever ready to display their vicious nature, whenever they may find occasion for it.)。” 而津巴多则说,真正重要的,是时机(occasion),是时机产生人的恶。

津巴多发展出了一套崭新的英雄观。所谓英雄并非仅是天生异于常人的超人,而是当可能为恶的时机来临时,能够以良心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英雄是作出不平凡社会行为的平凡人(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whose social actions are extraordinary)。从某种意义而言,英雄可能是异端,对抗不合理的权力、理性和群体的服从(conformity of the group),这需要的是英雄想象和技能的形成,需要一个自我的标签:“我是等待中的英雄(I am a hero in waiting)。”

宽恕的可能性

美国人迈克尔舍默在题为《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著作中,描述了美国人在听闻“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之后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如果置身于阿拉伯世界,可以想象阿拉伯人的反应会是与美国人完全相反的:“这正是残酷的、丑陋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

于是世界就被分割、对立,仇恨就产生,恐怖袭击、谋杀、战争接踵而来。

津巴多对情景和权力衍生恶的洞察,或许会启迪我们,其实真正化解各方仇恨所需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阿拉伯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汉族人、藏族人、维族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些曾经的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是路西法效应的结果,这将为宽恕布下基础,或许这才是津巴多的探索的真正伟大意义:“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sin.”

相关链接:

本站文章:《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

本站文章:《菲利普·津巴度(Philip Zimbardo):时间维度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网站:http://www.prisonexp.org/

幸福课相关文章:《【幸福课】好人还是坏人?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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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上篇)》

by 余恺

以前在新东方的一位同事有个有意思的爱好:喜欢看网络新闻后的评论帖子。按他的说法,评论帖子甚至要比新闻还要精彩。

如果看过评论帖子,一般都会认同,网络上对骂、脏话、恶毒的语言简直穷尽了语言的极限。看过关于网络帖子的最精彩评论是:“如果你看过关于国家话题的评论帖子,你会惊讶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网络上的话语早已渗入并转化成现实生活的行为,刚刚看到视频网站上李宇春在演唱会现场被全场大骂,竖中指,助理们打着雨伞站在李宇春的周围好让她不受攻击、能够唱完两首歌离场。

究竟现实是网络的翻版?还是网络是现实的再现?

或许关于帖子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人们,会在虚拟的空间中发出如此残暴的话语呢?是不是我们心底早已埋藏着恶的因子,只不过因为对规训的遵从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被控制,而因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而产生免责的承诺,让我们释放出心中的魔鬼?

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题为“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是什么因素使好人变坏?”

+ 津巴多的COSPLAY

津巴多在心理学界是大神级的人物,所有的普通心理学教材都会出现的名字,曾经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让津巴多名满天下的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60分钟》对该实验进行了详细报道,有一支乐队的名字就干脆叫做“斯坦福监狱实验”。连雅思考试也曾经以一篇介绍该实验的文章作为阅读考试的题材。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9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9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毕竟这只是一场戏,一场为期两周的Cosplay。

+ 一场游戏一场噩梦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像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TED.com: Philip Zimbardo shows how people become monsters … or heroes

+ 局中人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 所有人都是囚徒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 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像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外人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 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相关链接:

本站文章:《魔鬼的诞生:路西法效应(下篇)

本站文章:《菲利普·津巴度(Philip Zimbardo):时间维度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网站:http://www.prisonexp.org/

幸福课相关文章:《【幸福课】好人还是坏人?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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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Stewart Brand: 新绿色观

We are as God and HAVE to get good at it.
– Stewart Brand

We are as gods, and might as well get good at it. 这是《地球目录》杂志(Whole Earth Catalog)的一个口号。《地球目录》当年的影响甚大,甚至可以说它开启了整个环保主义运动。而该杂志的创始人Stewart Brand到了今天则表示,当年他们所反对的一些做法(比如核子能源),正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在最近的Long Now Foundation的一次演讲会上,Stewart 就详细的谈到了他关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认识。

** 城市是一种绿色的选择 **

早在2004年的TED演讲里,Stewart Brand 就谈到了城市之崛起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在巴西、印度、伊斯坦布尔、尼日利亚等地新兴的大城市都伴随着贫民窟的出现与繁荣。贫民窟是好事情吗?按照Stewart 的分析,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比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当然,很多时候这些服务都是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发生在贫民窟里的经济被称为“非正统经济”(informal economy),但是这一领域所产生的财富却正在逐年增长。在城市里更容易解决交通通讯等问题,而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新创新的源泉。

** 核能 **

其次,是关于核能的新认识。过去,环保人士会认为核子能源会对环境带来潜在的危害,并且大力阻止政府将核能应用推广到民间的做法(法国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到了今天,面对极为严峻的气候变化趋势,也到了重新评估核能之应用价值的时候了。Stewart主张,核能是未来一百年内最有潜力的低污染能源。相比起煤矿,核能的污染就少得多了。此外,要利用太阳能就需要搭建大型太阳能板,这是非常浪费空间的,并且太阳能发电不能保证可以做得到24*7的服务。核能则可以克服上述的缺点。有人说使用核能会有核泄露、核辐射、核废料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此,Stewart的答案是,核技术之进步到今天,已经可以使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上面的问题。今天,一些站在环保运动前列的人士,如Paul Hawken, Al Gore, 等人也相继认同核子能源的价值。中国在这方面正在以后来者居上的方式追赶发达国家。也许,将来有一天,中国可以跳过依靠煤矿发电这一技术平台,直接进入核子发电时代,成为世界上能源生产方式最有利于环境的一个国家。

** 转基因作物 **

除了核能,还有就是转基因作物(英文简称为GMO)。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不承认GMO,但事实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GMO是有利于生物之进化的,并且可以以比较低成本的投入,让作物可以在抗虫害以及其他方面取得较大的提升。这样做可以大幅减低农药的使用,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反复的翻土,保养了泥土的肥料,也有利于旷野地带(wild land)的恢复。抵制GMO,无异于否认基本的生物学规律,是不理性的。

Stewart 最后总结说,我们在作出选择的时候,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后代留出选择的空间。我们万不可因为某些技术看似非天然,而不去使用。”What we call natural and what we call human are inseparable,” 在这一历史的转捩点上,人类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将深刻的影响其自身的命运。从长远的视角出发来考虑问题,也许就是一个值得尊重和提倡的做法。

Stewart Brand 演讲录音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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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人籁悉归天籁:委内瑞拉的天使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刚刚加入TEDtoChina团队的余恺为大家带来2009年TED大奖获得者之一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温习El Sistema交响乐团的传奇。

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之前工学硕士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讲师;读研之时起担任广州新东方国内考试部讲师,编著关于英语考试备考策略著作三本;以Muhammad Yunus,Malcolm Gladwell, Jan Chipchase, Howard Moskowitz为榜样,期望让世界变得更有意思一点;杂乱无章地从事社会文化、消费者科学、发展研究、食品新技术、生物动力学、英语应试策略、英语教育研究,相信知识应该是无边界地圆融;目标是让TED能够让大家感受“不隔”之妙处,以TEDxT Book计划的形式,使TED的教育资源化,成为推动本土自小学教育至高等教育及大众教育之素材;在TEDtoChina上的任务是为大家填满TED Talk孤本之外的背景,移除感受TED美妙之阻隔。

《人籁悉归天籁:委内瑞拉的天使》
—— 阿布吕尔的2009TED大奖故事

By 余恺(yukind)

视频网站上流传着的潘婷洗发水泰国版广告讲述了一个动人故事:一名失聪的少女迷醉于街头卖艺老人的小提琴,自此开始了学习拉小提琴尝试;富家子弟出身的同学不断地嘲笑她、挑衅她;在老人的鼓励下,怀着梦想的少女在演艺大赛中终于光耀全场。

一个典型灰故娘式的童话故事:在广告最后,宛如天籁的Canon in D带来全场绝对的宁静,人类“生的意志”达到了美和梦想的高潮。

这个广告大受欢迎的原因不外乎洞察了人性深处的渴望,在这个理性主导的世界,聋人理所当然地是音乐的绝缘体,除非你是贝多芬,但贝多芬也是成名后才失聪的。正如小女孩在广告片中向老人提出的问题:Why am I different from others? 当你听不到旋律的时候,当你家庭出身普通的时候,而你身边又有一个家境富裕的孩子,可以听到这个世界的声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世界是不公平的。

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都会想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他/她可以有A或者B或者C,而我却没有?为什么别人有大大的飞机,而我却得到一只旧旧螺旋机?为什么我和他/他们/她/她们不同?

于是神创造了天堂,阿拉丁创造了愿望,Thomas More创造了乌托邦,马克思创造了共产主义,藤子不二雄创造了多拉A梦。

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多拉A梦。

还好,这个世界有天使。在TED从委内瑞拉直播的交响乐演奏会上,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的指挥Gustavo Dudamel向在场的观众说:“我们非常幸福,因为我们拥有这位世人的天使。不仅是委内瑞拉人的,而是世人的。他给予了我们机会拥有梦想,让梦想成真。”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照片由Reindertot拍摄

Gustavo Dudamel口中天使的名字是荷塞·安东尼奥·阿布吕尔(Jose Antonio Abreu),2009TED大奖的三位得主之一。来自南美洲委内瑞拉的阿布吕尔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音乐家,而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改革家和行动主义者。34年前,他目睹了委内瑞拉极端严重的贫富差距:首都加拉加斯参天高楼毗邻巨大的贫民窟;1/3之一的人口生活于每天1美元消费水平的极度贫困线以下;孩子们在暴力与对未来的无望包围中成长;人口的增加——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30%,这个国家的未来将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与挑战。

36岁的阿布吕尔决定开始行动。出身于委内瑞拉西部的城市Valera,阿布吕尔在Catolica Andres Bello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关于石油经济的研究。曾经从政的他也有在大学中执教经济和法律的经历。从小学习音乐的经历以及受到承认的音乐才华(1967年获得国家交响音乐奖)让阿布吕尔坚信:莫扎特与贝多芬的旋律是拯救委内瑞拉底层阶层孩子们的答案。

1975年,阿布吕尔建立了国家交响乐青年乐团。当年,该乐团的11名团员举办了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而在整个委内瑞拉,除了他们,只有两支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青年乐团在阿布吕尔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不断扩展,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古典音乐的训练。


TED 2009大会上屏幕上的阿布吕尔,现场照片由Bill HR拍摄

国家交响乐青年乐团后来更为名El Sistema,以容纳更多的孩子进入古典音乐的体系。在30多年之后,El Sistema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古典音乐体系:包括了102个青年交响乐团;55个儿童交响乐团;270个音乐中心。如果你还记得,在1975年之前,全委内瑞拉只有2个交响乐团。而现在,委内瑞拉每个州都至少有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在政治动荡,政府不断更替(10个不同的政府先后执政)的委内瑞拉,El Sistema成为人们心灵的抚慰。

在El Sistema体系中,90%的孩子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在Sarria市的乐团规定团员不可以把乐器带回家,因为有可能会被抢;很多团员带着不适参与训练,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今年27岁的Lennar Acosta在十年前第九次被送进了加拉加斯的管教体系。他的成长写满了暴力、持械抢劫和严重的毒瘾。学校拒绝接受Acosta,而El Sistema则给了他一份奖学金,让他成为El Sistema的学生。现在他成为了El Sistema的一名教师。Acosta说:“El Sistema为我打开了大门,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我无法像今天一样享受生活。因为我曾经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我很多朋友在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阿布吕尔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帮助他们回归的天使。阿布吕尔在TED的讲话中提到了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德兰修女所坚持的事情让我动容——贫穷所带来的最痛苦和悲惨的事情不是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是一种无名的感受,一种没有身份、没有认同、没有尊严的感觉。这正是为什么乐团和合唱团中的经历让孩子们获得了一种高贵的身份,让他们成为家庭和社区中的模范。这会让孩子们成为学校里更好的学生,因为这会培养他们一种责任感,一种坚持的信念和遵守承诺的习惯,这会对孩子们在学业上有很大的帮助。”

El Sistema成为了一个典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8年授予Abreu所组建的委内瑞拉青年爱乐乐团为和平大使;1993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音乐大奖;1998年被联合国发展署推荐为“消灭贫困的模范”。还有无数的音乐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奖项。


TED.com: Gustavo Dudamel leads El Sistema’s top youth orchestra

当世界三大著名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看到委内瑞拉青年乐团的演出后,泪流满面:“这是我曾经看过最能够引起我心底共鸣的演出。”

如果看过在TED上由El Sistema培养出来的世界上最杰出的青年指挥家之一的Gustavo Dudamel所带领的演出,就会明白Abreu所说的身份的意思,还有多明戈感动的原因。乐团在TED直播演出的第二首作品是被誉为“美洲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的墨西哥作曲家Arturo, Marquez的“Danzon No.2”。我相信这是Dudamel刻意挑选的曲目,与西方经典的雄壮之美不同,这首灿烂与静美俱备的曲目柔合了拉丁美洲人身份,拉美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

在2009年TED大奖上,Abreu获得TED大会十万美元的资助,实现他的TED愿望:

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草拟一个年轻音乐家的培养计划,我们要挑选50位年轻的音乐苗子接受这样的训练,他们应当对艺术和社会正义抱有满腔热情。我希望他们能够把委内瑞拉少儿乐团的模式带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正如BBC报道中引用Abreu的一番话所言,他们要帮助“贫困、被遗弃的孩子进行奋斗,与一切阻挡其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阻碍进行斗争。”(the fight of a poor and abandoned and child against everything that opposes his full realization as a human being)。Abreu的同事Carlos Sedan说:“我们打破了只有来上层阶级的人才能拉小提琴的神话。”(We broke the myth that you have to be from the upper class to play violin)。

在潘婷广告上小女孩的提问,老人的回答是:“Why do you have to be like others?”Abreu的El Sistema推开了一道由阶级与财富所紧锁的大门,以音符回答:“孩子,你不必和他们比,你自有你的美。”

相关链接:

TED演讲全文汉译:《荷塞·阿布吕尔: 帮我把音乐带给全世界的孩子们

维基百科上阿布吕尔的介绍

BBC关于El Sistema的故事

“今日TED演讲”:音乐良友专题

TED愿望◎音乐良友:帮我把音乐带给中国乡村的孩子们

大卫·艾格斯谈改变

当我想到写 What is the What 这书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可以改变苏丹的局势。但是,你不能因为问题太多了,不能一一解决而绝望。事实上,我有能力去写这么一本书,并且真的写出来了。我捐出部分的版税,在苏丹建立了一所学校。我们应当为自己能够做出点实际行动而高兴才对啊。——大卫·艾格斯

大卫·艾格斯(Dave Eggers)这个名字相信很多TED粉丝都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名字叫 What Is the What,是由一位苏丹男孩口述、艾格斯整理成文的战乱纪事。2000年的时候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叫《一位绝顶聪明的天才的伤心创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旋即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且获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售书所得的版税,艾格斯拿出大部分用于创建社区写作实验室 826瓦伦西亚(826Valencia),在此为当地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写作指导,因为艾格斯相信,只要你学会了使用文字去很好的表达自我,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跟别人说,你需要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你可以如何去克服社区中的困难。假如你的写作特别出色,你的机会就更大了。艾格斯在接受Ode Magazine的采访时引用了奥巴马这个例子,他说,奥巴马就是因为写了两部传记而一举成名,正是因为奥巴马有很好的文笔,他才有可能走到今天的位置。

艾格斯对于金钱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是像尤奴斯所推动的小额信贷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说,一个像Marial Bai那样的地方(苏丹南部的一个边远城镇),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公路,外界基本无法与之取得联系。那里最需要的是学校。建学校是谁的责任?是政府。但是,苏丹政府一直都没有真正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就有了几十年的内战。因此,那些地区特别需要当地民众以及外界的参与,通过他们的努力,去创建学校,让当地人能够接受教育,从而学会真本领。

“教育本身亦可谓一种借贷,对于战乱地区而言,这种借贷的收益期要等到几十年之后,因为接受教育的人越多,人们就越不会卷入到战争和冲突中去。”

艾格斯于2008年获得了TED大奖,该奖项授予那些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人士,每位TED大奖的得主都能从TED得到10万美金的奖励以及TED社区对得奖人提出的TED愿望的全力支持。他在受奖演说中如是表述了他的TED愿望:

我希望你们诸位——包括你们每一位和你们认识的富于创意的个人和组织——能够找到一种方式直接为你居住的地区的公立学校服务,完了你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我希望一年过后,我能收到一千个这样的故事——一千个为孩子带来彻底改观的故事。

这种改变正在发生,不单发生在美国,在中国大陆也在发生。改变往往就从简单的公民参与开始,诚如艾格斯所说,也许你每半年只有那么半天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给孩子做一对一辅导,但是这就足以为你的辅导对象带来积极的改变。参与这类事情的人越多,给社会带来的积极改变也会越大。

参考阅读:

一对一的社区课余辅导助益孩子成长

大卫·艾格斯接受Ode Magazine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