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教育与成长

TED周边:我们也有一所学校……

“TED周边”是我们网站里的一个新栏目,主要是收集中文网络世界中关于TED话题的一些反响,同时,我们也会把读者的反馈发布在这里。(2009年6月28日更新,为配合网站结构调整,现在“TED周边”栏目的稿件转到“编辑絮语”栏目下。)

12月17日我们回顾了作家大卫·艾格斯(Dave Eggers)获得2008年TED大奖后表达的愿望实现的情况。他呼吁人们参与到所在社区的教育服务中,并希望征集1000个投入人们为孩子带来彻底改观的故事。这个TED愿望促成了“从前有一所学校(Once Upon a School)”这个网站的诞生,自2008年3月以来,人们投递了160多个此类故事,展现了全美各地富有创意的社区教育构想和人们的行动力。我们也简要介绍其中的三个故事:“奥斯汀蝙蝠洞(Austin Bat Cave)”、“数字制片人俱乐部(XO Connection)”和“商业学堂(BizAcademy)”。

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校系统和教师们的责任,如何更好地培养下一代,是全社会的责任。实际上,成年人思考如何更好地培养下一代,本身也是自我学习的一种方式。虽然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步履缓慢,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身边做起,思考并且实践一些富于创意的教育实践活动,在社区和孩子们一起共同提升自我。

让我们来看看大陆的年轻一代,就类似的议题,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

2008年11月3日

Rita在日常生活的奇妙旅行那里写到:

Once Upon a School是我本周遇见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她鼓励已走出校园的成年人为当地学校里的学生开设培训小项目。比如一个舞蹈演员可以为她家附近学校的学生们开设一个小小的课程,教孩子们理解舞蹈和学习基本的舞步;一个资深blogger可以教孩子们如何有效地应用web 2.0工具来拓展自己的视野;一个环保人士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能源节约;一个英语培训师可以教孩子们懂得如何才是学习(享受)一门外语;一个有过特别人生经历因而对人生有所感悟的人可以和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感悟。

我们每个成年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技之长,有时这是我们的专业工作,有时这是我们的爱好。我们可以把这些无偿地与孩子们分享,假如我们可以帮助到一个孩子,哪怕只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分享就很有意义了。

我总觉得,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它是,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事。虽然我们这些长大成人的人已经离开了校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校园的联系就此终结。我们的孩子会进入学校,他们正是在那里接受到改变他们一生的教育,在他们的整个少年时期,他们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最多。

所以我总觉得,作为成年人,我们有把校园建设得更适合于孩子成长的责任。

很多人会觉得像Once Upon a School这样的项目很美好,“可是”,他们又会说,“那是在西方国家,在中国要做这样的事可真是太难了。”

我也不知道难不难,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去试,在还没有试之前我不轻易下论断说那很难。事情的难与不难,要看人内心信念的强弱和做事的方式。

如果我们现在要在中国马上开始一个像Once Upon a School这样的项目,那或许还真有点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吧。

但如果我们一下子要求改变的不那么多,我们只是要在心里种下“与孩子分享知识、技能、经历、感悟”的意识,并在日后的环境中留意那些能让这种分享变为可能的机会,那还难吗?观念的转变是一切变化的基石,而观念的转变又只是一刹那的事。

在观念转变之后,我们又要做什么呢?每天晚上散步时,我都会经过我的中学校园,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想为这里的学生组织一个读书俱乐部,和他们分享我的阅读体验。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阅读帮助我走上了一条通向丰富心灵的道路,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在少年时期就能与阅读成为好伙伴。

我要如何实现这个想法?也许某天我会拜访我的校园,去看看以前的老师们,或者通过我的blog认识我的学弟学妹(事实上他们中已经有人阅读我的blog并且给我写邮件),我还可以联络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们,和他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想法。

总之一句话,可以做的事很多,只要肯去做。特莉萨嬷嬷(又译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说过,“If you can’t feed a hundred people,then just feed one.--如果你还没有能力去帮助很多人,那么你就只帮助眼前的这一个。” 秉持着简单的想法,理想就能变成现实。

在Once Upon a School的网站上已经记录了好多有意思的project和故事,阅读它们让我觉得生活十分有活力。我需要这种有活力的感觉。

Rita提到她想为她的母校的学生组织一个读书俱乐部,和他们分享她的阅读体验。实际上,已经有类似的读书会和学习沙龙了。

· OOPS开放式学习沙龙

OOPS是Opensource Opencourseware Prototype System的简称,中文名称叫做开放式课程计划。OOPS是台湾奇幻文学基金会执行的一个计划。它号召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通过网络协作,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开放式课程翻译成中文,并且在2004 年底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书,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的合作伙伴。2004年全年,由奇幻基金会所推动的开放式课程简体与繁体中文网站累计使用者达五十万人次。2005年起OOPS也引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犹他大学等美国名校以及日本的著名大学的开放式课程。

OOPS开放式学习沙龙是OOPS大陆推广小组所举办的自主学习活动。它以OOPS的开放知识为基础,鼓励人们自发组织学习活动。开放式学习沙龙能够做到的是通过一次认真的讨论,使得参与者对一个问题有比自学更加深入的理解。并且现场的互动可以给参与者多个认识问题的角度。

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吗?看看OOPS的创始人朱学恒翻译的下面这个短片《教育的未来》(Did you know?)

这个短片是OOPS开放学习沙龙活动的开场影片。

· 鸢尾花:从阅读走向实践

鸢尾花是吴向东老师创建的基于“从阅读走向实践”理念综合实践活动项目。他们认为:“信息时代是阅读的时代,是从充斥的信息中阅读出有价值的思想去改变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代!从小学会阅读,从小学会把阅读与社会生活实践统一起来,不做书呆子,做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就让我们一起从阅读走向实践吧。”

目前他们已经建立了鸢尾花——“从阅读走向实践”的项目网站(iiris.cn),为老师和学生们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指导的的blog服务。同时,他们也在开展七彩虹读书会系列活动,帮助学生拓宽阅读领域,促进综合实践与语文学科的深度融合。

下面这个是吴向东老师在广州昌乐小学所做报告的演讲幻灯片。你可以从这个幻灯片里了解他的经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做鸢尾花这个项目。

活出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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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背一公斤的灾区图书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多背一公斤的灾区图书室计划。多背一公斤是民间发起的公益活动,致力于通过发动志愿者的参与,为乡村教育提供持续、系统的服务。他们目前正在探索社会创业企业的道路。

5.12汶川大地震后,多背一公斤迅速参与了救援工作,并在五月下旬发布了灾后学校重建计划。其中,图书室是整个计划的重点。

地震过后,1000所板房小学和500所板房中学将在灾区建立起来,学生们将在活动板房中学习达1年到3年不等。这些全新的板房,只能满足基本的硬件设施,学校软件资源缺乏,学生们没有良好的课外活动形式。针对这种情况,多背一公斤推出灾区图书室项目,计划为活动板房学校配套建设至少50个图书室,陪伴孩子们度过板房学校阶段,搬入新校舍,直至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图书室作为一个开放的阅读空间,为灾区学生提供优秀的课外图书、阅读交流和其他文体活动,促进灾区学生的身心的健康成长。

截止12月17日,多背一公斤已经为灾区学校配送了32个板房图书室,并计划在本月底发送并建成全部50个图书室。同时,他们也在开展“快乐阅读分享计划”,号召志愿者们通过阅读分享的这种方式,让图书室发挥最大的作用,协助孩子们获取知识,快速成长。志愿者们可以通过多背一公斤的网站来分享课件,也可以选择去灾区图书室的现场,开展阅读沙龙,与孩子们快乐地分享。

·我们也有一所学校……

看完这些故事,你也发现你身边的那所学校了吗?请推荐你身边富有创意的社区教育项目给我们。你可以直接在此留言,或者写在你自己的blog上,而后trackback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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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的社区课余辅导助益孩子成长

大卫·艾格斯(Dave Eggers)在2008年的TED 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盛情描绘了社区课余辅导机构 “826 瓦伦西亚”的故事之后,如是表达了自己的TED愿望:”我希望你们诸位——包括你们每一位和你们认识的富于创意的个人和组织——能够找到一种方式直接为你居住的地区的公立学校服务,完了你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我希望一年过后,我能收到一千个这样的故事——一千个为孩子带来彻底改观的故事。” 后来就有了“从前有一所学校”这个网站。

本文是大卫·艾格斯(Dave Eggers)的演讲的完整汉译。

TED演讲汉译系列:《一对一的社区课余辅导助益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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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参加TED大会的各位来宾,特别感谢Chris Anderson和Amy,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来到这里。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好好睡过了。刚才我还在台下跟Neil Turok 比谁为了这次的演讲而睡得更少呢。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紧张,而我一旦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两只手搓来搓去。好了,接下来我跟大家谈谈我们的组织——826瓦伦西亚(826 Valencia )做的一些事情,以及在座的诸位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和我们一道,做一些同样有意义的事情。

2000 年的时候,我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每一天我从夜里12点开始写,一直写到凌晨5点。于是到了白天,我就会在大街上像一个幽魂一样走来走去。我在白天总是会感到头晕脑涨,因为晚上工作得太累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表。我住在公园坡(Park Slope)附近,那里也住着很多作家,其集中程度比别的地方都要高。

此外,我还是在一个教师氛围浓厚的家庭里成长的。我母亲是一位教师,我姐姐也成为了教师,而我的许多朋友到大学毕业以后同样走上了教师的岗位。于是我总能听到他们谈论他们的工作,我感到他们是最能给人带来灵感的人,同时他们也工作得最刻苦。他们面对的诸多困难和挑战我也了然于心。

那些在市立学校教书的朋友经常抱怨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有很多的学生的成绩不能跟得上,特别是在阅读和写作两方面。因为很多的孩子在家里没有人说英语,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学习上的困难,有的学生还会受到“学习障碍症”的困扰。还有的孩子所在的学校还经常会出现财政困难。于是我的教师朋友们经常跟我说,“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老师,更多的一对一的辅导,花更多的时间给每一位孩子做辅导。我们需要更多的懂英语的人来一对一的帮助这些孩子。”

听到他们这么讲,我说,那你们为何不给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呢?

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五个班任教,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为30到40,这样加起来就有近200名的学生。你想想看,我们甚至连给予每位学生一周一个小时的指导都做不到呢!要想真的这么做,你就得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教师的数量。”

我于是和他们仔细地商量这样的事情,此时我想起了我认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编辑、记者、研究生、助理教授等人士,他们大都有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并且对于英语语言本身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一种良好的语言表达对于民主的培育、智慧人生塑造的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对于语言的兴趣,可是当时在我的社区里却没有一种良好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和那些亟需指导的学生之间搭起桥梁。

于是我搬回旧金山,租下了这幢建筑。我的想法是把麦思维尼(McSweeney,一种文学期刊,每年出版两到三期 )的出版物放到那里,我们的出版机构将第一次搬进我们的办公室,而在那以前我们就在我位于布鲁克林家里的厨房办公。并且我们还打算在办公室隔壁劈出一块空间,用来作社区课外辅导。因为我们当时想,这里有的是各类搞文字工作的人,反正他们每天都得来办公室工作,为何我们不开放我们的办公室,让附近的孩子放学以后可以到这里接受辅导?这样我们就能在学生和文字工作者之间搭起桥梁来了。我们做文字工作的就只管做我们的事,等到下午两点半孩子放学了,他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放下手头的工作——或者是晚一点再做我们的工作——给孩子们做辅导。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间屋子,那房东倒是非常支持我们的计划。这里有一副克里斯·瓦尔(Chris Ware)创作的壁画,壁画本身即反映出整个印刷文字的历史,不过要看懂这画要花一番心思,你还得走到街道上远远的看才看得出来。房东跟我们说,“我们这一带是划定好了做商业区的,你也得拿点什么来卖才是。单单是搞成一个辅导中心是不行的。”可是我们哪里有什么可以卖的?不过我们还是仔细的调查,发现那里原本是一间健身房,地板是橡胶做的,天花板是用吸音材料做的,此外还有许多荧光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取下来,发现原来地板是木头做的,还有刷白的横梁,于是就在我们翻新屋子的时候,有人说,“这里还真像一艘船的船壳哩!“还有人提议,”我们干脆就在这里卖海盗用品吧。“

于是我们真的这么干起来了。大家开怀大笑说,“这点子还不错哟!就这么定,咱们就在这里卖海盗用品。”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家海盗用品店。我在餐巾上画出草图,然后请工匠帮忙搭起一切,着手建立我们的店。你们看,这里有按英尺出售的厚木板,有抗坏血病的装备、有海盗用的假腿,在头顶上还能看到各种海盗常备的眼罩。有白天戴的,有晚上才戴的,还有专门在仪式或特别的场合上戴的。

我们对外开放了这块空间。看,我们把各种奇妙的玩意放到了这个大桶里面,孩子们来了,跑到那里去寻宝。还有这个海盗假眼,是用来应付不虞之需的。还有墙上的各种标志。我们还会来一点海盗风情的恶搞:比方说你在看墙上的标志,墙后面有人拉一下线,就会有八个拖把头落到你头上。这都是我的鬼主义。还有这里是游鱼戏院,事实上就是一个咸水鱼缸加上三张板凳而已。鱼缸后面就是我们的辅导中心。辅导中心背后则是麦思维尼的办公室,我们一班作家和编辑就在那里做杂志、编辑书刊等等。

孩子们就会来到这里——至少当时我们以为他们会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进行翻新,买来了桌子、椅子、电脑,一应俱全。我还在Palo Alto市一家假日酒店举行的拍卖会(那时正值网络经济泡沫时期,很多网络公司纷纷倒台)上拍下了十一台G4的苹果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我和我认识的十二位作家朋友,他们都住在附近。我们在那里办公,一到下午两点半,我们就在屋子外面的人行道上摆放一个告示牌,上面赫然写着:“免费语言培训;免费写作指导。” 我们起初想,孩子们看到那告示牌后一定会蜂拥而进的。可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在那苦等了好几周都没有一个孩子踏入我们的辅导中心一步。

我们在那里等啊等,等了好多周了,还是没有孩子进来。

这时,有人跟我们提醒说,也许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辅导机构是在一家海盗用品店的幌子下开张的。我们真没想到这个信任的问题呢。

那时我跟一位名叫 Nineveh Caligari的女老师谈话,她在旧金山当了很长时间的教师,后来去了墨西哥城教书。我劝她搬回旧金山,因为她认识许多当地的教育界人士,对那一带也比 较熟悉,同时对教育也又深有体会,我决定让她担任辅导中心的执行主管。在她给家长和老师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她的帮助下,辅导中心迎来了第一批孩子。以 后,几乎每天辅导中心都挤满了前来补习的孩子。

我们每天给孩子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我们的目标是要给那里的每一位孩子一对一的针对辅导,因为研究表明,假如每一年你能给予孩子三十五到四十个小时的一对一辅导,孩子的学习成绩可以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来到辅导中心的孩子在家里基本上不讲英语,有时候他们的家长也会来到这里,他们坐在椅子上(又是我从伯克莱的一个拍卖会上拍得的),看他们的孩子接受辅导。每天,这里都让孩子挤得水泄不通。

假如你就住在瓦伦西亚路附近,每到下午两点半的时候,你还会撞上一两个夺路飞奔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辅导中心。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的辅导中心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学校,可你通常不会看到孩子抱着那么大热情跑去上学的。

可是,这里和学校还是会有所不同,至少孩子们心里会这么想。他们不是被罚到这里来的,这里不是“差生补习班 ”。

这里仅仅是826瓦伦西亚路。

首先,这里是一家专门卖海盗用品的商店,虽然这比较离奇。其次,我们在辅导中心背后还有个出版机构,我们的实习生也是在那里工作,他们和孩子们之间没有间隔,都是电脑挨着电脑。于是那里不仅仅是一个辅导中心,还是一个出版中心和写作中心。有时候孩子们还会遇上一些正在进行小说创作的高中生——有些孩子是天赋过人的。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孩子们不会感到半点的羞耻。他们和大人相处得很好,大家都融入于一种创意的氛围当中。孩子们可以向那里的大人学习取经,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扭过头去问大人,大人则会耐心的予以解答。这对双方皆有好处。我们说这是“交错传粉”。

我们遇到的唯一一个难题是,辅导中心的厕所只有一个。这恐怕是许多参与义教的大人们意想不到的。我们每天会接待约六十位孩子,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不过,孩子们来到这里,就可以在白天完成功课,在大人的精心指导下把当天学到的东西搞懂,然后轻轻松松的背着书包回家去。而不需拖拖拉拉,或者晚上边看电视边做作业。下午五点半回到家里,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去发掘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玩。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和谐家庭的开始吗?社区里这样的家庭多起来了,整个社区也显得更为和气。许多这样的社区加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的和谐都市,以及和谐世界。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帮助孩子完成作业!这就是一对一辅导的精髓之所在。

我们一开始有十二位志愿者,后来增加到五十、几百。在现在已有一千四百人愿意参与其中。我们为志愿者提供了最灵活的参与方式:只要你一个月里可以抽出几个小时的空余时间,你就在那个时候来,和孩子坐在一块,一心一意的给孩子做辅导,给孩子带来思想上的启发。这样的辅导保管能给孩子以巨大的震撼,因为他们很多以前人还从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要是你说“我非常忙,可能每半年才能在某个周日抽出那么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这也不要紧,因为只要你愿意来,那就是好事——这也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

后来我们觉得辅导中心的空间在早上也不要空着。于是我们白天也开课。所以现在每天都有孩子来到这里,一起制作一本书。在辅导中心的每一刻,要是你举起相机,总是能见得到这样的情景——来到那里的孩子都会对写作产生无尽的兴趣。看,这是他们自己做的一本书。书名是《泰坦尼克——从未被借走的一本书》,书的第一句话是“从前,有一本叫《辛迪》的书,讲的是关于泰坦尼克的事情。”要知道,我们会有大人在后面把孩子讲的故事打出来,一切都是那么认真,会让你为之感叹。

我们的志愿者队伍非常庞大。我问那些和我们合作的老师,志愿者们都可以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搭桥者的角色,一切的决定我们都得咨询跟我们合作的老师和家长。老师们于是提议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志愿者去到学校里,因为有些家长可能积极性不大,不会让孩子来辅导中心,或者有些孩子住得比较远,也没办法到这里来。

既然我们有一千多的志愿者,我们一接到老师的请求——比如接下来的五周要写大学申请信,需要志愿者的协助——我们就给志愿者打电话。谁那天有空的,就报名参与。志愿者通常会在上课前半小时来到学校,任课的老师就会向他们介绍课程概况、课程进展,并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到正式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按老师讲的去做。他们和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大家其乐融融。这是我们的项目的特别之处,志愿者从自己家或者自己工作的地方,直接来到学校,走进课堂,面对面解决学生的难题。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为更多的孩子提供辅导。这时,又有学校跟我们联系说,我们给你们一间教室,你们能不能一整天都到我们的课室来上课?于是就有了这个位于Everett高中的写作辅导班。我们还是以海盗船的模样对其进行翻新。它就在图书馆的隔壁。通过这间教室,我们可以为529名学生提供辅导。

这是学生自己做的报纸,叫《有话直说》( the Straight-Up News),市长Gavin Newsom还以英语西班牙语双语在上面发表专栏文章。有一天我接到了Isabel Allende (著名作家,关注女权主义,也是TED演讲人之一)的一个电话,她说,”你们怎么不试着让孩子们自己写一本书?我最近正好在关心“如何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争取和平”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来到Thurgood Marshall高中——我们先前曾跟那所学校有过合作——为学生布置了写书的作业。我们跟孩子们说,Isabel Allende到时候会一一阅读你们写的故事,还会选一些写得好的刊发到她的书里。她会对那书的出版给予支持,并且你们的书会放到旧金山一带的书店,或者直接通过亚马逊图书网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买得到。

受到了这样的鼓励,孩子们都干得异常的卖劲,因为她们知道他们写的故事会有别人看得到,Isabel Allende也会帮助他们出版这本书。我估计有一百七十名志愿者为参与这本书的编写的孩子提供了辅导,使得那书得以顺利完成。我们最后还开了一个庆功会。现在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书了。后来,谭恩美(Amy Tan)表示希望可以为我们下一本书《我将到达某地》的出版提供支持。我们这个出版的项目就这样打响了,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书出版。

孩子们对此简直是上了瘾,因为他们一旦知道自己的文字最终会以铅字的形式保留下来,放在书架上,就会干得非常积极。书的出版是对于他们付出的思考与汗水的一种肯定,他们毕竟是花了一百多个小时,在我们的志愿者指导下六易其稿才得以完成的。而一旦他们通过这样的创作达到了某个水平,这样的能力就会一直伴随他们,而不会消减。对于孩子而言,这绝对是具有洗心革面意义的。他们的书就放在我们的店里卖,就摆在厚木板边上。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的海盗店里的一桩怪事—— 本来纯属调侃的一个玩笑,现在居然成为一个真正卖得到钱的店了。我们的店开张的时候,海盗系列电影还没出来。这是否是旧金山特有的人文风情所致?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们零售得来的钱足够我们交租。很多人会光顾我们的店,这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也不是很多,不过已经够我们交租和给全职员工发小红包了。

我们的店成为了社区的一道风景线,人们从街上走进来会说,这是什么鬼玩意?进来后他们才搞清楚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回过头来还看到了那些正在接受辅导的孩子。他们就在附近买猪油或者买黍米来喂自家的鹦鹉。我们摆在架上的这些玩意都很好卖。我们的店做得很成功,许多老师、捐赠者、志愿者和其他各色人物慕名来到我们的店。我们的店不像一些NPO(非盈利机构)那样隐藏在闹市区某幢高楼的三十层里头。不,我们的店对整个社区都是完全开放的。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

这时候,那些以前跟我住在布鲁克林的那班朋友得知了我的这一奇妙的经历,他们很多都曾从事教育工作,或即将走进这一行业。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共建一个826瓦伦西亚的布鲁克林版 。他们参考了我们的想法,并和当地的设计师、作家进行合作。他们知道在纽约地区卖海盗用品是不会有市场的,又想到在纽约搞反暴力的主题店会更有市场,于是就搞了家“布鲁克林超级英雄装备店”。他们采用了Sam Potts的设计,力求营造出一种工匠装备店的风格。所有卖的东西都是基本用品,并且都是人工通过对其他物件的改造而制成的。而总设计师Sam Potts就负责把这一切熔成一个整体。

这个店里有“困兽笼子“,孩子们倒是只想到把自己的父母丢到那里面。看,这里是销售窗口,你把东西丢到里面,它就会如遇电击一样弹起来。掌柜坐在柜台后面,要是你决定要买某件东西,就必须背诵英雄主义的誓言。这样的举措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出货量,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要买东西就必须把手放在心口正式发誓。这些都是手工制作的物品。这个是用于制作秘密身份的套件,借助它,你可以把自己扮演成Sharon Boone(一位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女性市场执行主管)的样子。

看,只要你披上了这件披肩,并踩到这个钢制的升降机上,让旁人帮你打开电源,你就能切身感受到当该披肩的魅力。不过那可不是好玩的。最后就是这个神秘门。你一进商店的时候还看不到这门,可是当你慢慢的走近的时候,就会发现门是开的,它就藏在一大堆的钩子的旁边。门后面就是辅导中心。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适才提到的这一切都是由本地人士出资、由本地人士参与设计和修建,自始到终都是他们群策群力建起来的。你看,墙上有五个挂钟,分别显示纽约市的五个区的时间。这是他们的辅导中心。你看到墙上的那适逢辅导时间,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一对一辅导,辅导的时候全副精力关心学生的课业,无比乐观,充分挖掘出各种创意和其他可能。那种感觉非常奇妙,仿佛孩子们一走到辅导中心,他们心里的某个开关就马上打开了。你可以说这是一所学校,但我们认为它不是学校,虽然学生们都坐在桌子旁边,肘碰肘的一起学习。

我们有一位学生,他叫Khaled Hamdan,他自己说,他在家里老是迷恋于电子游戏和电视,无法集中精神,来到这里之后,马上学会了集中精神。他很快就学会了写作,又能早早的完成作业,还做作业做上了瘾。而我们则看着他每天都能按时完成功课,心里感到一种快感。他不但开始认真做功课,还迷上了其他事情。他现在已经出了五本书,还与他人合作编写了一出滑稽纪录片的剧本,讲的是那些一位走向没落的英雄的故事,名字是《昔日英雄传记》。还写过系列文章,介绍Balboa企鹅,一种懂得拳击术的企鹅。几周前,他还在826纽约旁边的交响空间上为五百人作了一次演讲。他每天都来辅导中心,还积极的向人们介绍辅导中心,把他的几个姐弟也带到这里。所以,我们天天都能在辅导中心看到一家四口的身影。

接下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其他几个分枝机构。这是位于洛杉矶的“时间旅行走廊”,那刻在门楣上的题字是“不管你何时抵达,我们都已做好准备。“可谓专为时间旅行者所设的一个全日制杂货店。还有一台吐字不清的机器,上面写着:“机械故障。请明天再来。”还有麻省的”字街“(Word St.),位于辛辛那提的“墨点”(Ink Spot)、位于加州旧金山的青年之声(Youth Speaks)、位于圣路易斯的“圣路易斯工作室”(Studio St. Louis)、位于奥斯丁的“蝙蝠穴”(Bat Cave)、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戏字”(Fighting Words)……

最后,我说说我的TED愿望:

我希望你们诸位——包括你们每一位和你们认识的富于创意的个人和组织——能够找到一种方式直接为你居住的地区的公立学校服务,完了你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参与其中的,我希望一年过后,我能收到一千个这样的故事——一千个为孩子带来彻底改观的故事。

也许你们当中的有些人现在就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坐在这个房间里的很多人都做过许多有意义的事情。请你们把你们的故事在我们的网站上演绎出来吧,这样你可以让更多的人获得启发。——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网站。

注意,我已经把“我”改成了“我们”。

我们希望参与本次大会的诸位能够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希望你能让社区的教师知道你 的锐意创新的精神和过人的能力,让他们告诉你怎样把这样杰出的能力应用到课堂上。我真诚希望大家都能走出这第一步,热忱的与社区老师沟通,帮助他们解决燃 眉之急。你可以有无数种提供帮助的方式。教师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我们的网站是“从前有一所学校”(Once Upon a School ),它由旧金山地区的“热工作室”设计。上面已经有一些故事,还有许多有趣的点子。这一网站将记录所有的因受到本次大会启发而兴起的教育项目。要是你也开始与当地的学校合作,为他们提供教学上的支持,你就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把你的故事也贴到上面。

回去后大家务必访问这个网站,假如你有什么疑问,就直接找我们全美项目的总监(Joel Arquillos),他会在电话上给你回复,或者以电邮的形式回答你的问题。他会给你带来启发,助你走出第一步的。别忘了,这样的好事还真可以是一桩有趣的经历呢。这也是我的整个演讲一直都在强调的重点。这不应当是枯燥无味的,不会因学校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不能长久的。

只要你把自己的一技之长拿出来就是。要知道那些学校需要你,老师需要你。学生和家长也需要你。需要你切切实实的存在。他们希望你能坐在他们身旁,为他们开启心智,引导他们成长。他们希望你们能聆听他们的声音,解答他们的疑问。有很多孩子本身是非常出色的,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你要把你感受到的告诉他们。

你可以通过这种一对一的方式为他们成为他们人生远航之路上的灯塔。我们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大家。

题图照片

左图:来自Flickr上的Dave Eggers在其他场合演讲的照片。由826 Chicago上传于2007年2月16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是“署名

右图:来自Flickr上的“”的照片由 上传于2008年6月17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是“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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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非洲复兴的领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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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座诸位一样,我也希望能够为非洲的复兴做点什么。我认为,非洲要实现转变,最根本的在于领导能力。因此,我确信,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方式将对我们这块大陆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需要有受过合格教育的领航者

我想先讲一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恰恰反映出我的想法。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今年她到加纳去做志愿护士。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得出了一个关于非洲大陆之领导能力的判断——我用了十年时间才得到那样的体会。在医院里,她经历了两次的断电事件,那两次她都在给病人做手术,但紧急供电设施无法开启。手术室里没有哪怕是一根手电,一只灯笼,甚至连蜡烛都没有,周围漆黑一片,而病人已经被开腹。第一次是一位母亲生孩子,不过好在那次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了下来,母婴相安无事。而第二次手术时,她们给病人打了麻药,断电后病人感到极端痛苦。他在声嘶力竭的喊叫,他在祈祷。大家想象一下:那时黑乎乎的一片,她们连一根蜡烛或一支手电都没办法找到。那家医院本来是有钱买这些东西的,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大家想想,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还有一次,我的那位朋友眼睁睁的看着一位病人死去,因为医院不愿意向病人供给氧气,尽管他们不乏这东西。三个月以后,就在她即将返回美国前几天,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护士们上街抗议。她对参与抗议的人士说,你们不如趁此机会把所有人都炒掉,然后从头开始吧。

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关于领导能力方面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要知道,该国卫生部官员、那所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是加纳国内5%获得 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是社会的领航人,他们所作的决定,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一旦这些人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整个国家都会限于困 境。

所以,今天我所讲的领导能力不是指政治家的领导,而是指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是社会的守护者。律师、法官、医生、警察、工程师、公务员,他们都是我们的社会的领航者。我们需要有受过合格教育的领航者。

我生长在加纳,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感受到领导能力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那时,加纳刚刚发生军事政变,街上满是士兵。一天,我去机场接我父亲。当我从一个杂草丛生的斜坡走向候机楼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一大堆人正在斜坡上来回的跑动。有两个操着AK47步枪的士兵拦住了我,他们要我也那么做。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当时我走的那条路是一条禁行道。要是我的同学知道我这么疯疯癫癫的在一条斜坡上来回的跑,他们会怎么想?我尤其担心那班女生会怎么想。那时年少气壮,我决定和那两个士兵论理。我那天非常幸运,因为恰恰这时候有一位加纳空军的飞行员降到此地,两位士兵看到他的衣着,马上向他行礼,并且解释说他们仅仅是在执行命令。他问明白事情的缘由之后,向他的上级报告,上级马上下令停止这一愚蠢的行为。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教训?对我来说,我意识到,第一,领导能力是极为重要的,那些士兵不过是执行命令!第二,我懂得了勇气的重要,面对银光闪闪的机关枪,莫可表现得太怯弱。第三,有些时候心里想一想女孩子也是有好处的。(观众笑声)

微软的年盈利超过加纳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几年后,我考到奖学金,来到美国Swarthmore College上大学。那对我而言,简直就是眼界为之一开的大事。Swarthmore的老师不会要求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要我们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学会分析,学会关心社会问题。我在经济学的课程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过我学到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加纳国内的经济决策人士所制订的经济政策都是非常糟糕的,几乎把整个国家拖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不也证明了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吗?可是,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我才真正深入的理解领导能力的含义。

我去了微软工作。当时我被安排在一个思维团队里,那个团队的任务是制造出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软件。我被那个团队深深的吸引住了。我开始懂得,原来我在 Swarthmore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面对复杂问题,要积极寻求解决良方,要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最能给人予力量的事情。我还在微软的时候,微软的年盈利就已经超过了加纳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此后的日子里,两者间的差距只是在不断扩大。我曾多次讲过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微软有大量的勤奋工作、坚韧不拔、富于创意的员工。

插图1

不过,我认为应该还会有一些别的因素阻碍了加纳经济的成长,比如自由的市场经济、法治、基础设施。这些东西是要靠相关的机构来建设,这些机构要由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来掌管。这样的领导能力可不是天生的,必须得有人教。

我还在微软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洲对于我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我懂得,非洲的未来对于非洲人民以及他们的儿孙都会有重要的意义。而世界的未来也将取决于非洲大陆的成长——至少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是这样的图景。

也是在我经历我的“中年危机”的时期,非洲大陆多处地方都限于动荡不安。索马里陷入无政府主义,卢旺达正在经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感到美国不是我的天堂,我不可以就这么悠闲的坐在西雅图的办公室工作,抚养儿女,并感到怡然自得。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蜜罐里成长。

我决定从教育入手

于是我决定要参与其中。我回到了加纳,跟当地很多人交谈,以获得更透彻的关于非洲现实的了解。有三样东西令我感受最深:腐败、机构之不作为、无能的领导。这都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顽疾,人们甚至还劝我不要插手这样的事务。可是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样无能的领导是哪里来的?加纳培养出来这些缺德的、无能的领导,又说明什么?于是我去到学校进行考察。发现那里的教学还是老一套的模式:学生要死记很多东西,并且学校很少教人以道德,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一个加纳的大学毕业生刻在心底的不是责任,而是个人的荣誉感——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

于是我决定从教育入手。我懂得,每一个社会对于其领航者的培养必然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加纳却对此不着笔墨——事实上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是如此。

这就是我决定投身非洲教育事业的原因。我希望能在非洲大陆的每一个国家都能见到文科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的踪影。要是我们真正实现了那样的蓝图,我们必将看到伟大的变化。Ashesi大学的目标即是培养新一代的有道德、有魄力的未来非洲的领航人。我们要培养出一班正直诚实、勇于面对复杂的难题,并能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的领航人。

Ashesi 大学
插图2,Ashesi 大学

我也承认,有些事情粗看上去似乎是比登天还难,可是我们得对我们的学生有信心,假如我们能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让他们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来——我们是有可能见到奇迹的。

我开始学会思考了

我们的学校开学才一个月,我收到了一位学生的信,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我开始学会思考了。”信没有署名,只是在落款处写上“谢谢”。这是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语,可是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知道那位年轻人在这里学到了东西,而能够分享到他的喜悦,也使得我倍感欣慰。“我开始学会思考了!”

今年,我们给学生提出一个挑战,让他们制订学校的纪律准则。于是校园里炸开了锅,学生都在讨论是否该订出一个这样的纪律准则,假如真的有需要,这样的准则当包含怎样的内容。一位女生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久久的温暖了我的心房:“我们能否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在她的眼里,由学生自行制订纪律准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看,这不是很美吗?虽然我们不可能达到完美,但是,假如我们以完美为目标,则我们就有可能达至卓越。现在,我还不清楚那纪律准则是否最终会得以生成。但是,在校园里兴起的关于一个完美社会的讨论,则让我看出了无限的希望。

Ashesi大学的每一位学生在毕业前都会参与一次以上的社会服务,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这样的社会实践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第一次明白了“ 领导”一语的本质含义,即服务大众。此外,去年,Ashesi大学的学生选举一位女生担任学生会的主席,这是加纳历史上第一次有女生当选学生会主席。她的当选自然体现出她的个人能力,也映射出一种正在校园里孕育起来的健康的文化,还有一种新的观念正在学生中间形成——她是以75%的高票当选的。这一件事给予我很大的希望。而事实上,非洲的大企业也非常看好我们的学生。现在已经有两届学生毕业走出校园,他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企业界给予我们的反馈是正面的。 他们说,他们最欣赏我们的毕业生的那种工作上的职业感,那种热情、坚持不懈的韧性,以及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回顾过去五年,我也经常感觉前路漫漫,莫知所向。而我们的校园里所发生的这一切给我以希望,让我看到了成功的曙光。我相信,那些今日的、以及正在成长中的 非洲大陆的领航者,他们对于这块大陆的复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这个时代赋予了非洲绝佳的机会——历史上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我相信,随着市场经济以及民主的推进,我们现在有可能用一代人的努力,去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不过前提是我们有一班富于领导才干的建设者,我相信,我们怎么培养这些领航者将对我们社会的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

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图片:

题图左图:来自Flickr上Patrick Awuah的照片,由Wa-J上传于2009年2月4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题图右图:来自Flickr,由lumaxart上传于2007年12月26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插图2:来自Flickr,由billbi上传于2007年5月21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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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中洞”实验:孩子是如何实现自我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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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儿童基础教育的一些看法。在20分钟的演讲里,我将陈述四个观点——或者说是四个谜题。但愿我能成功地把我想表达的意思传达到你们的心中。

第一个谜题是边远地区必然与优质教育搭不上关系。这里所讲的边远,不但是指远离城市的地区,那里的教育会是怎样的图景?另一种理解是,在大城市之内,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贫民区或城中村,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通常滞后于城市中心地区。对于那些跟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但生活却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的他们,教育又意为着什么?

我们开始的时候的估计是,在边远地区的学校不会有足够的教师,或者即使是有,也缺乏资金留住这些教师。此外,他们通常在学校基础设施方面也比较匮乏,即使是有,也往往存在维护上的难题。

我们决定要亲眼看看这些是否是真实的情况。去年,我们在Google地图上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北部的新德里的道理,一路上不会经过任何的大城市。我们驱车一路往北走了300公里。路上,每当我们见到有小学,我们就停下来做调查问卷。我们把调查的结果做成了图表。由于我们仅仅是局部的抽样调查,结果未免会与实际有所出入。不过,从图上看得出,我们的调查结果似乎表明了学校越是边远,其教学的质量就越是糟糕。这看上去似乎是一副阴暗的图景。我们试图把这一现象结合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进行分析。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此两者并不互为作用,它与教室的大小无关、与基础设施的质量没有关联、也与当地的贫困程度无关。不过,我每到一所学校,我都会问那里的老师同样一个问题:“假如有可能,你愿意到城里去教书吗?“69%的老师给予肯定的回答。图上可以看到,离德里越远,正面回答的人数比例最大,而位于德里附近的老师则很少说愿意的,而在德里周边200公里范围内的老师则几乎是一致给予肯定的回答。我的推理是,老师们心底所想(即希望自己能在大城市教书)可能会对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老师们的心理与其动机(motivation)对于教学的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而不在于孩子们是否贫穷。

要是我们认真审视现代教育技术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类技术几乎总是最先在大城市的校园里获得推广,然后才慢慢的普及到边远的学校。而恰恰是在那些大城市的学校里,新教育技术似乎并没有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也往往被认为是作秀。那里的老师会说,咱们的孩子本来就已经能达到80%的理解水平,而花费高额金钱引入新科技不过是使他们的理解水平提升到83%,则其实不是很划算。难道用30万美元买回来的技术就仅能给我们带来3%的进步吗?这不是明摆着的蹩脚货吗?而要是我们将同样的科技推广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假如那里的孩子原本的理解水平是30%,引入新科技以后,他们的理解能力上升到40%,这就是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景了。因而我们说,新教育技术对于教育金字塔最底层的孩子最有效,可是我们却仅仅是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金字塔的顶端。于是我得出结论,即现代教育技术应当首先引入边远地区,然后才引入城市。

另一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教师的疑虑。当你向一位教师推销新教育技术的时候,他会说,你想用机器来代替老师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不懂为何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想引用科幻小说作家克拉克的一句话:“一位教师要是可以用机器来顶替,那我们说他确实应该被这机器所顶替。”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在那些没有学校、或者教师不够、或者教师的水平一般的地区,可以推行“替代教育 “(alternative education)的教育模式。

接下来我要谈谈孩子的自我组织与我们过去几年做过的一系列试验,正是这样的试验促使我们产生“替代教育” 的想法。我们的试验的名字是“墙中洞——一个崭新的世界”。最初的试验是在新德里展开的。那个试验也非常简单。我当时的办公室隔壁是贫民区,我的寓所和那片地区也仅仅是一墙之隔。我们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把一台优质电脑镶嵌到洞里,在旁边放上触摸板,并且联上网络。还在电脑里装上网络浏览器。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情形:

屏幕上看到的是一位8岁的男孩和他6岁的妹妹,此时他正在教他妹妹上网。这不由使我们想到一系列问题:这是真实发生的吗?他们与计算机交流没有语言障碍吗?(那些孩子没有一个是会英文的)我们的机器摆在那里安全吗?会不会有人偷?还有谁负责教会孩子使用那台电脑?人们通常会以为那些孩子会跑到你的办公室里,请求你们教他们如何用电脑。

后来我来到印度中部一个村子里重复这样的试验。我非常肯定,在那里,还没有人教会过那里的孩子任何的新事物。那天天气很热(43摄氏度)。我们迎来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退学了,他那时是13岁。他来到机器面前,把弄了一下触摸板,发现屏幕出现了一些变化。要知道,这孩子在那之前还没有见过电视,所以过了两分钟,他才明白是自己的操作使得画面发生了变化。他不小心碰到了触摸板上的一个按键,浏览器弹出新的页面。八分钟之后,他已经懂得上网了。后来他还把村子里的孩子都带到那里,教会他们上网,等到夜幕降临,已经有七十个孩子学会上网了。看,只是一台镶嵌到墙里的计算机,还有一位孩子的八分钟的探索,我们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即孩子们可以自己教会自己如何使用电脑。

可是人们跟我说,你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印地语的操作界面。我说,难道让我把怎个互联网翻译成印地语不成?那是不可能的嘛。我们只能是让他们自己学。

这一次,我们把项目带到Madantusi,印度北部的一个村子。那里由于缺乏英文教师,所以当地的孩子都没学过英语。我们同样在一堵墙上挖了个洞,把电脑镶嵌到里面去。在那条村里,去到那台电脑旁边的更多是女孩(而在新德里的贫民区里,女孩通常不会去接触这样的东西)。因为没有办法联上网络,我们就留下了 300张CD在那里。三个月之后,我们再次来到那个村子。孩子们正在电脑上玩游戏,他们看到我,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更快的电脑,要更好的鼠标!“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我问他们怎么学会的。他们说,你只留下这英文的CD,我们没别的办法啊,就自己学咯。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他们已经懂得了约两千个英文单词,虽然读音有误,但是使用得当。像退出(exit), 停止(stop), 文件(file), 保存(save)等单词不但在玩游戏的时候使用,还应用于日常的会话中。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语言不是一个障碍。事实上,孩子们假如觉得有需要,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英语。

后来,我获得了一些资助,就把我们的试点范围扩大。印度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因为那里有众多不同的民族、种族、以及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印度是世界的缩影,那里的试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做了五年的试点,走遍了印度南北大部分地区。

看,我们来到了喜马拉雅山附近的地区,那里非常冷。我们用的是普通的计算机,还得请工程师设计出适合不同气候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沙漠地区,在临近巴基斯坦的地区,都有试点。在屏幕上你看到那个女孩,她正在寻找一个能教会她们英文字母表的网站。还到了印度中部,那里传统上以捕鱼为业,气候湿润,电脑摆在那里也极容易受潮。我们不可能把电脑放在空调房里,于是我们要想别的办法来应对潮湿的当地气候。这是一位六岁的男孩在教会他的姐姐用电脑,这种年纪小的孩子叫年纪较大的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六至十三岁的孩子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学会这一切新事物。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他们就能学会这一切,这与任何别的因素都毫无关联。但是前提是这些孩子是以小组的形式来学习。我们从试验中可以看出,在没有大人的干预之下,孩子们自发组织的学习小组是多么有力量。我们做了详细的统计数据,不过在此我只想给大家展示这个孩子们学习能力的曲线图,在我们的试点地区的孩子的学习曲线几乎是跟城市发达地区的孩子的学习曲线是一致的。

孩子们通过电脑学会了什么?他们学会了基本的Windows的操作,学会了浏览器的使用,学会了电脑绘图,在线聊天,收发电邮,玩游戏,听音乐,看视频……就和我们大家一样。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会有三百个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学会电脑的使用,而这一切仅仅需要一台计算机。他们通常是由一位孩子站在电脑前面,他的身边有三个孩子在边上指点。于是他们四个一起获得进步。而在这四个孩子周围还会有十六位孩子在旁指手划脚,不过最后他们都学会了。他们边观察,边实践。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匪夷所思。不过你想想,八岁的孩子通常会听大人的话,大人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于是他们先是在旁边观察,慢慢的就懂得其中的原理了。

好了,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第一,小学基础教育可以是自发的,完全可以以一种“自我组织”的方式发生,而不一定要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渠道来实施。

第二点结论是孩子们可以自我组织起来,教会自己知识。

第三点是关乎价值判断的。我们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问卷,我们给孩子们准备了69个与价值判断相关的问题,让他们回答“是”或“否”。其中有十六个问题争论较大,正反双方的意见可谓旗鼓对立。这些也恰恰是孩子们感到最困惑的地方。比如:“有时候说假话是有必要的。“孩子们不知道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作出回答——或者我们大家都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第四点是我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科技能否改变人们价值观的形成?

最后,讲一讲自我组织系统。大自然充满了这样的系统:宇宙、细胞、组织、社会都是这样的自组织系统。尽管还有人坚持“智能创造(intelligent design)的观点,但是,目前科学界的普遍看法是,这些都属于自组织系统。此外,交通阻塞、证券市场、灾后重建、恐怖主义、武装起义,以及众所周知的互联网,都是自组织的系统。

在此,我用四句话总结一下我的演讲:

* ”边远“会对教育的质量产生影响;
* 新教育技术应当首先推广到边远地区,然后才引入城市发达地区;
* 价值观是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而教条是强加于人的;
* 教育本身也是一种自组织的行为。

将上述几种判断汇合起来,我们形成对于未来的教育技术有了新的期待:这样的技术应当是自动化的、数字型的、不易出错的、不给人施加价值干预的、联网的、自组织的。

我们教育领域对于新技术都从来都是“拿来主义”。比如说Powerpoint,这原本并不是为教育而设计的,不过它优点多多,于是我们“拿来”了。还有视频会议,以及计算机本身,我们都奉行了“拿来主义”。

我希望我们能够发明出一种科技,这样的科技可以帮助边远地区的孩子,给予正确的价值指引,并且能避免暴力。我将这样的技术命名为”教育外包“(outdoctrination)。这会否成为未来教育技术发展的愿景?这个问题我留给大家思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