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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 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今天的今日TED演讲栏目发布TEDtoChina自由撰稿人赵婧的一篇TED全文演讲汉译。我们早些时候曾在《伊卡柏·卡迪尔: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一文中以摘要形式介绍了这篇演讲。如果你是TED译者,欢迎将你们的全文汉译稿件投稿到我们这里,请发邮件至otp at TEDtoChina dot com。

译者:赵婧
居住地:上海、布里斯班。她现在的职业是博士候选人。她翻译这篇TED演讲的原因是她相信“草根+手机”的力量。从菲律宾艾斯特拉达的倒台,到美国奥巴马登上总统宝座,再到由亿万观众投票选出的超女快男,手机这一带着体温的媒体已经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带来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利,手机与草根文化的结合也使政府、企业更加重视我等小人物的力量:)

《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 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先请大家观看一段有关孟加拉的视频。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贫穷为什么会存在?人类实现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突破。我们生活在同一星球,但世界上仍存在贫穷的地方。我想先从我的角度出发,然后看看我的项目或者其他项目本身究竟是拉大还是缩小了贫富差距。60年来,富国一直为穷国提供援助。总体来说,这些努力并未收到成效。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曾为世界银行工作了20年的作者发现这个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总的来说,这些援助对经济增长并不凑效。

问题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欧洲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些借鉴。我是说,即使在这里,街对面,昨天我过马路的地方,就是三位主教在500年前被处死的地方。我想说的是,在欧洲,人们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有力量,他们进行斗争,要求至高的权威走下神坛。最终,权威与公民之间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民主、资本主义和一切其他的制度得到充分发展。所以,这本长达500页的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权威地位下降,而公民地位上升。

但是,如果你持这样一个观点,可以看看过去60年来发生的事件,结果会发现,援助的作用恰恰相反。权威得到巩固和加强,而公民却因此被边缘化。权威并没有理由以税赋为目的发展经济,为其自身利益聚集财富,因为这些财富来自海外。事实上, 以石油资源国为例,这些国家的人民缺乏自主权,情况也是如此。诸如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都在这些国家之列。因为援助、石油或矿产的作用相同,它们强化权威,但并未激发公民的作用,包括他们的手脚,头脑和拥有的资源。

如果你们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改善这些国家状况的最好方法,是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才是真正的网络效应。如果公民能通过形成网络而更有组织、更富效率地表达民声,情况将会得以改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机构,世界银行是政府组织,由政府运营、为政府谋利。 对比非常明显。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接下来讲一讲我的观点。

因为援助、石油或矿产的作用相同,它们强化权威,但并未激发公民的作用,包括他们的手脚,头脑和拥有的资源。 我认为改善这些国家状况的最好方法,是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才是真正的网络效应。如何才能赋予公民更多的主动权?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机就是其中之一。

如何才能赋予公民更多的主动权?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机就是其中之一。最近,《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在12年前就偶然想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2年前,我曾经试图成为纽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我和一些同事在计算机网络上相互连接。由于不需要交换软盘,我们变得更有效率,相互交流也更为频繁。但有一次,网络崩溃了。这使我想起1971年的一天。那时,我的祖国正经历一场战争,我们家从之前所住的城市搬到了更为安全的偏远郊区。记得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为家中一个更小的孩子买药。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走了大约10英里,才来到了药店。可那里没人,于是我又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走回家。这是毫无效率的一天。所以,当我坐在纽约一幢高楼里的时候,我将这两次经历比较了一下,基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在现代化的办公室还是在落后的村庄,连线就是效率。所以,这很自然地意味着,电话是消除贫穷的武器。如果是这样,问题在于,当时我们有多少电话?

结果发现,当时在孟加拉,每500人仅有1部电话。而且所有电话都集中在在少数几个城区。 有1亿多人居住的广阔农村,根本没有电话。可以想像,有多少人像我浪费了那天那样,浪费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每人每月浪费一天,乘以1亿人,可以看到大量的资源都被浪费了。毕竟,穷国和富国至少在一项资源上是平等的,那就是一天24小时的时间。如果丧失了这一原本与富国之间并无差距的宝贵资源,将是巨大的浪费。所以,我开始寻找任何能够证明连线能增加效率的证据。

然而,事实上我并没有找到许多证据,但发现了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这张图表。它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看,横轴代表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在这里,图表以外。竖轴表示每增加一部新电话的作用,在这些国家非常小。但如果大家看欠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0美元或300美元,每增加一部新电话的作用非常明显:6000美元或5000美元。问题是,在孟加拉安装一部新电话的成本是多少?结果发现,需要2000美元。所以,如果花2000美元安装一部电话,假设可以用10年,每年增加500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年就是50000美元。很明显,电话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如果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安装一部电话的成本下降,其产生的作用将更大。


TED.com: Iqbal Quadir says mobiles fight poverty

当时,我对经济学也略知一二。亚当•史密斯告诉我们,分工能提高生产力。但是如何进行分工呢?假如我是渔民和农场主,克里斯也是渔民和农场主。 我们之间只有通过相互联系才能相互依靠。如果我们是邻居,我可以走到他家。但即便如此,我们只能将生意局限在非常小的区域。为了拓展生意,需要一条河,一条高速公路,或者电话。 无论如何,相互连接才能相互依靠,从而导致分工,继而提高生产力。所以,我开始在孟加拉与纽约之间反复思考这一问题。

人们告诉我许多没有足够电话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缺乏购买力。但关键是,如果电话能提高生产力,我们为什么要为此担心呢?我的意思是,在美国,人们购买汽车,并不需要一次付清很多现款。他们买了汽车,开车上班,并用上班挣来的薪水分期支付汽车款。以车养车。所以,如果电话是生产工具,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购买力。当然,即使是这样,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最初的购买力,即首付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几人合用一部电话呢?在美国,每个人都需要银行服务,但很少有人想要买下一家银行。所以,一家银行为许多客户服务。对于电话,我们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此外,人们告诉我,他们有许多基本的需求需要满足,吃、穿、住等等。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家长主义的做法。应该提高收入,让人们自己决定如何支配他们的财富。

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其他一些基础设施。促使人们接纳新事物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在美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因为人们有电脑。他们有调制解调器。他们有电话线,所以很容易接纳新概念,比如互联网。不发达国家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设施。比如,人们无法查询信用记录,很少有银行提供托收票据的服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孟加拉乡村银行。这家银行为穷人服务,拥有大约1100家分行,12000名员工和230万贷款人。我想,可以通过基站将这些分行连接成一个网络。长话多说,我开始到银行与他们谈谈我的想法。“你知道,也许我可以将你们所有的分行连接起来,使你们的工作更有效率。”但是,要知道,他们毕竟在一个没有电话的国家里,所以实行分散管理。我想,当然有其他原因,但这一定是原因之一。他们对于将所有分行连成网络的想法并不感兴趣,只想安于现状。

所以,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真正的业务是什么?通常,某人向银行贷款,买一头母牛,牛会产奶,于是,那人将牛奶卖给村民,还清贷款。这人做的是生意,但为所有其他人提供了牛奶。于是,我忽然意识到,手机也可以起到一头母牛的作用。因为那人可以向银行贷款200美元,购买一部手机,然后将手机租给其他人使用。对这人来说,这是一门生意。于是,我写信给银行,他们想了想,说:“这主意有点疯狂,但不乏逻辑。如果你觉得可行,就过来实现它吧。”于是,我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孟加拉。

我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Gonofone,在孟加拉语里意为“人民的手机”。这家公司得到了美国天使投资。之后我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由于我不仅是在贫穷国家做生意,而且是做这些国家里穷人的生意,我被许多人拒绝过。大约100万英里的行程中,我虽然掉了不少头发,却很有意义,因为最终我成立了一个联盟来推广这项服务,这其中包括提供专有技术的挪威电信公司,以及提供基础设施的孟加拉乡村银行。长话短说,这是整个国家的覆盖面,可以看到覆盖率很高。即使在孟加拉,也有一些空无人烟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年投资了大约3亿美元来扩大覆盖面积。

现在,再回到我刚才说到的母牛模式。约有115,000人在其居住的社区提供电话服务的零售。这些服务覆盖了52000个村庄,共8千万人。这些电话为公司产出了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对于每个零售服务提供者,每天获得2美元的利润,每年大约700美元。当然,这一模式有很多好处。它能增加收入,提高福利等等。结果是,现在,这一公司已成为最大的电话公司,拥有350万用户,115,000部电话产生的流量占到整个网络的三分之一。2004年,税后净利润为1亿2千万美元,税收数字本身也十分可观。公司为政府贡献了大约1亿9千万美元。这里是我们获得了的一些经验。

“政府需要提供经济上可行的服务。” 事实上,私营公司可以做到这一点。

“政府需要资助私营公司”。 有些人会这样想。而事实上,私营公司为政府提供税收收入。

“穷人总是接受者”。 事实上,穷人是资源。

“为穷人服务成本太高”。 事实上,他们可以降低成本。

“穷人教育程度低,无法成大事”。 事实上,他们求知欲望强,生存本领高。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天内学会如何使用电话。

“穷国需要援助。” 事实上,如果数据的准确率只有5%,仅这一家公司为该国贡献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远远超过其所接受的援助。就我而言,我想让大家知道,援助有害,因为它让政府远离其公民。这是我与美国著名发明家迪恩•卡门(Dean Kamen)合作的新项目。他制造了一些发电器,我们正在孟加拉的两个村庄对其进行一项试验,利用牛粪产生的沼气为发电器提供动力。每个发电器向20户人家输送电力。

这还只是一项试验,我们不知道它能走多远,但目前还在进行中。谢谢。

伊卡柏·卡迪尔: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是一位来自孟加拉的企业家,他是乡村手机项目(GrameenPhone)的创始人。

富国过去60年都在向非洲发放经济援助款,但是这样的援助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解决贫穷的问题。《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的作者曾在世行工作了20年,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出现实质的经济增长。因为通过外国援助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大多难以依靠这样的模式去找到发展的道路。

那么为何事情会是这样子呢?欧洲的历史或可资借鉴。500年前,新技术的发明,为平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那时候的欧洲出现了很大下层民众与统治阶级的斗争。民众要求统治者去除架子,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才最终有了民主、资本主义等事物。


TEDTalk: Iqbal Quadir Fights Poverty with Technology

欧洲之所以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乃是因为统治阶层逐步走下神坛,而底层民众则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国富国穷》一书对此有详细的阐述)过去60年里,经济援助则恰恰带来了与此相反的后果。它只是给统治者以更大的权力,而底层的民众则往往被忽略了。接受发展援助的政府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因为他们的钱是国外给的,几乎所有的产油国都是这种情况。政府富了,民众则还远远未能受惠。

基于这样的事实,卡迪尔认为,经济发展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即民有、民治、民享。假如普通的市民也能结成一张网,通过网络联系起来,也能使他们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使得事情变得好起来。

这就是卡迪尔立论的背景。

当卡迪尔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母亲生病,需要步行5个小时去到相邻的村子去找医生。后来他去了美国,在华尔街工作,每当计算机网络瘫痪的时候,都需要拿着一个软盘来回拷贝资料。当卡迪尔将这两者放在一起想的时候,他有了一个顿悟:连接即生产力(Connectivity is productivity)。手机本身也因此而成为了一种对抗贫穷的利器。试想一下,没有电话的年代,有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因为通讯工具之匮乏而被浪费(卡迪尔自身那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

1997年,卡迪尔创立了乡村手机服务体系,为孟加拉8000万的农村居民提供电话服务。由于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话可以非常方便地取得即时的联系,生产力也大大提高。亚当·斯密曾提出,专业分工之细化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卡迪尔则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了连接(可以是通过交通工具,也可以是电话),才能相互间产生一种经济上的依赖,由此才有分工之细化,最后才有生产效率之提高。

很多人质疑,孟加拉的农民是否有能力购买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但卡迪尔认为,只要它是一个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农民就有能力去购买。他举了一个类比,就是很多美国人买车,都是借贷买的,但他们愿意这么做,因为汽车是一个能够提高效率的工具。同样,孟加拉的农民也可以这么做。

这一做法正是自下而上、通过技术来为社区带来改变的最深刻的例子。卡迪尔说,电话可以带来三重意义上的改变:其一,提供商业机会;其二,把乡村与整个世界取得联系;其三,久而久之,可以培养出一种企业家精神。

最后,卡迪尔用了一组对比来总结他的演讲:

这是一组非常有趣的对比,大家可以细细思考个中的内涵:

有些人以为:

政府需要为国民提供成本不是很高的基础服务;
政府需要为私营企业发放补贴;
穷人只能是接受捐助的一方;
很多服务穷人是用不起的;
穷人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做不了啥事;
穷国需要经济援助。

但事实上:

私营企业也能提供基础服务;
私营企业可以为国家库房增加收入;
穷人也是财富;
有了穷人的参与,基础服务的建设费用也能降低;
穷人非常好学,并且不轻易放弃;
通过建立企业制造的GNP远大于接受经济援助的数值。

这是一位智者总结出来的教训,也许你不一定完全认同,但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

杨·吉普切斯:手机就是新生活

杨·吉普切斯(Jan Chipchase)是诺基亚公司的一位研究员,他的任务是研究人们与手机之间发生的各种互动关系。更准确的说,吉普切斯现在的研究重点是挖掘未来的几十亿手机用户这一市场。联合国于2004年的时候,曾公布一个统计数字,说全世界的文盲人数为7.9亿(当年的地球人口数为63亿)。要知道 ,文盲的人士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更需要有一种方式去标识出他们的联系人,否则的话要打电话也不知打给谁。吉普切斯发现,文盲人士都有一套非常精妙的代理系统(the art of delegation),通过这样的中介,他们才能实现与他人的沟通。

吉普切斯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在乌干达,那里有一条很偏僻的村子,村里只有一台电话,就设在该村的电话亭里。而那仅有的一台电话很多时候就是一本很普通的手机。到大城市打工的人要寄钱回家,他们就给那个电话亭打电话,而后通过为村子里的电话充值这样的方式,把钱寄到家人手中——家人拿到的不是全部,因为他们要向电话亭支付10-20%的手续费。这样一来,任何一部手机都可能变成一台ATM机器,使得那些边远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得到最基本的银行服务。吉普切斯坦言说,哪怕他费尽心思,也没办法设计出一种如此切合当地实际的移动银行的模式。没错,除了这种手机银行以外,还有格莱珉银行等其他银行模式,后者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手机银行是没有一个控制中心的,在任何有手机的地方都可以实现。


Jan Chipchase on our mobile phones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吉普切斯非常注重观察生活。他从散布在印度、中国等地的街头手机再生作坊,到设计别致的内裤,到没有门牌号只有电话号码的乡间房舍,谈到了关于设计、身份认同(identity)等问题。对于世界上30亿人来说,他们的身份是移动的,以往那种固定的身份认同的思维已经是过时了。

吉普切斯演讲的题目是“联系与后果”(connections & consequences),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探究一个问题:到了地球上人人都能通过一种方便并且人性化的方式,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

吉普切斯认为答案包含了四点:

一、观念传播更快(the immediacy of ideas)

TED本身是关于大想法(big idea)的,但在吉普切斯看来,衡量大想法的标尺也在发生改变。假如你希望你的想法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你就需要把全世界的人都考虑进来。

二、随时随地把握世间万物(the immediacy of objects)

随着象手机银行这一类的东西越来越普遍,并且手机的体积在不断的变小,而功能则变得越来越广,未来,手机将遍及世界,而许多事物也将因为手机的传播而传播开去。设想一下60多亿人都使用手机,那将会是怎样一副图景。

三、民间创意也是大企业学习的对象(conversation)

即使诺基亚在生产手机的时候做得再精细,民间总会有人能够破解出大厂家的制作秘密,并且按照他们本地区的需要去生产更符合需求的手机(换而言之,就是指山寨手机)。即使诺基亚的实力再强大,他们也是有做得不够细的地方,这时候,精明的设计师就会寻找某种途径,去与这类山寨厂家进行对话,进而改进自己的设计模式。

四、学会聆听(ability to listen)

吉普切斯提到的最后一点就是去接受这样的转变,并且学会聆听。未来的日子里,会有另外30亿人通过手机与世界取得联系。这些人期待找到对话的空间,而手机设计师就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TED本身也是要接受这样的机遇,学会聆听。

压题图片
来自Flickr photo,原作者(nutmeg)选用署名的cc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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