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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加·凯普尔:我们就是故事

谢加·凯普尔(Shekhar Kapur) 是印度著名的导演,他在TED印度大会上的演讲完全没有思路,先是扔掉稿子,把自己逼到一个恐慌的境地,而后“绝地逢生”,充分展现了他那种激情与专注


Shekhar Kapur: We are the stories we tell ourselves.

谢加·凯普尔(Shekhar Kapur)从他开始策划拍摄电影《伊丽莎白》的经历开始讲起。在策划剧本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与众人都不同的剧本方案:伊丽莎白应该在跳舞。之后的电影便有了这样一段情节--莱斯特伯爵问伊丽莎白:我的小姐,可以跟我跳支舞吗?伊丽莎白回答:我很乐意,先生。接下来是优美的音乐。因此,凯普尔当时坚持,如果以视觉的方式对电影的故事进行叙述,可以直观地感到,她在恋爱中,她当时正在享受着生命的快乐。

很多导演在拍摄电影时,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以及想法已经成为了智力上的负担。对此,凯普尔认为,拍摄电影的第一步应该是感到恐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造力。

他回忆起自己年少之时对宇宙无限的探索,他认为很多时候需要我们通过叙述故事来解决问题。这些故事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潜能。爱因斯坦就是从叙述故事开始,接着提出了理论,然后运算出他的公式。亚历山大大帝也是通过听故事了解这个世界,进而开始征服。我们自己也是通过给自己叙述故事,然后走得更远。

我们叙述故事,所以我们存在。如果没有故事,我们就不会存在。我们通过所创造的故事来定义我们的存在。

而电影本身也是在叙述故事。它在不同的层面上的叙述可能会产生互相之间的冲突。电影《伊丽莎白》可以从心理、历史、甚至神学上去解读,但这些叙述层面会呈现出一定的冲突。

对此,凯普尔又引入了他正在制作的另一部电影Paani。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水资源争夺的城市的爱情故事。故事产生的背景是印度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富人不断地挥霍水资源,而穷人却匮乏于此。凯普尔从立交桥的建造开始,立交桥之上新建了一座城市,富人们都移居到了这座新建的天空之城,而穷人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天空之城的富人们 将所有的水资源都据为己有,这就产生了冲突。

世界上的冲突是无所不在的,但和谐却由冲突而生。这就像莫扎特的乐谱,在这些充满冲突的音符中充满了很多和谐。而一个故事的叙说者也是在各种冲突中找到和谐的 。冲突存在在万事万物当中,而我们在彼此之间应尽力去探索这种和谐。和谐是一件比单纯地解决问题更宏大的东西,它是包容宇宙万物并与之共生的东西。

这就是叙述故事。它试图在道德的解决方案中探索和谐和无限,它可能会在解决了某一个问题,错失了另外一个问题,但之后它可能会创造出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相关链接:

维基百科上的Shekhar Kapur

Shekhar Kapur 个人博客

《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TED演讲

本文作者:Ellen Chen

Ellen 于2009年从北大毕业,拥有国际关系和经济学双学位。毕业后,她去印度进行了三个月的实习,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以及技术教育。此后回到北京,与其他三名哈佛毕业生创建了一家教育咨询公司。Ellen对于政治、历史、音乐、文学、时尚以及网球皆感兴趣。她总是非常喜欢学习新的东西。她喜欢思考,并发现了 TED,也逐渐对知识共享以及思维解放这样的理念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虽然曾在现实中跌倒,但是她依然相信毅力可以成就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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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卡梅隆:失败是一个选项,畏惧不是

这是一篇TED演讲全文翻译,讲者是当下相当热的《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这个演讲里,卡梅隆回顾了自己从电影学院毕业后走上导演道路的故事。卡梅隆最后总结了一句话:“失败是你其中一个选项,但畏惧不是。”


演讲链接:James Cameron: Before Avatar… A Curious Boy
中文翻译:曹可臻
校对:Tony Yet

科幻的童年

我是看科幻小说长大的。高中时,我连坐校车上下学时都在读着科幻小说。这些书将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满足了我无止境的好奇。每当我在学校,我总是在树丛中寻找一些“标本”——青蛙、蛇、昆虫……我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我总是试图认知这个世界,想找到它可能的边界。

我对科幻小说的热爱或许是那个时代的写照。60年代末期,人类登上了月球,去了深海。通过电视,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动物和地方。这都是我们不曾想象的。这种氛围中,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科幻小说。每当我看完小说,故事中的影像就会在我脑海中不断放映。或许是因为创造力必须找到一个发泄方式,我开始画外星人、机器人、飞船……我甚至会在数学课上在课本的背面画画。

对科幻小说的不断接触让我想到:外星人不一定生存在外太空,他们很有可能就生活在我们星球上。所以15岁时,我决定成为一个潜水员。而当时实现梦想唯一的问题是我生活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山村,离最近的海有6英里远。但我父亲并没有让这成为我梦想的障碍,他在边境对岸的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找到了一个潜水培训班。于是我便在布法罗的一个泳池里获得了潜水证书。直到两年后,当我们全家搬到加州,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真正地潜水。在这之后的40年里,我在海底大约总共花了3万个小时。大海如此丰富多彩,众多神奇的生物生活其中。比起我们的想象力,自然的想象力完全没有边界。我想,至今我对大海的了解还是很少,但我对海洋的好奇却一直延续着。

电影魔法师与科学体验

但长大后,我并没有成为一名潜水员,我选择的职业是电影。我喜欢讲故事,画图画,电影看起来是最合适的工作。当然,我讲述的故事都是科幻的——终结者、外星人等等。

我也将我对潜水的热爱和电影融合在了一起。拍摄《深渊》时,我有了一些有趣的想法。当我们要塑造一个水状的生物时,我们使用了“计算机生成动画”——CG。CG的应用产生了电影历史上第一个软表面、电脑制成的形象。虽然这部电影使公司差点亏本,但全世界的观众被这种新技术所震撼。根据亚瑟·克拉克定律——任何高难度的技术和魔法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些“神奇”的东西。这使我感到很兴奋。我想CG应该被用到电影艺术中去。所以,在我接下来的电影《终结者2》中,我把这种技术又推近了一步,创造了一个金属人。我又变了一次魔术。这部电影很成功,我们赚了一些钱。

作为一个电影人,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未来。于是我和好友斯坦·温斯顿创立了一家公司,叫做“数字领域”。公司的概念是要跳过普通的电影制作直接进入数字电影制作。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这也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有了一定的优势。但在90年代中期,我发现我们有些落后了。

我写《阿凡达》这部电影就是想要推动整个视觉体验以及动画效果的进步。让电影人物跳出人们想象的框架,完全用动画效果诠释人物表情。但一开始,员工告诉我,他们还没有能力做到。于是我把《阿凡达》放在了一边,转而制作了另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号》。

在为《泰坦尼克号》寻找投资商时,我告诉制作人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它的故事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凄美动人。而事实上,我自己真正想做的是潜入海底探寻真正的泰坦尼克号。这是我的真心话,电影公司并不知道。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沉入海底,拍摄泰坦尼克号真实的画面。我们将把这个片段放在首映式上展现,这将会引起很大的轰动,票房也会很好。令人意外,电影公司真的同意出钱,支持我去探索泰坦尼克号。虽然到现在我仍觉得有些疯狂,但这就是“想象创造了现实”。两个月后,我在北大西洋的一艘俄罗斯潜艇里用肉眼看到真正的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的拍摄体验给我很大震撼。虽然我们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令我震惊的是,这次深海拍摄就像是一次外太空旅行——尖端的科技,繁杂的计划,环境的危险,我仿佛置身于一本科幻小说中。我发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生物,但是我想我永远无法想象出透过潜艇窗所看到的那些生物。我看见了一些我从未看见的东西,也看见了一些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的东西,因为当我们拍下它们时,他们还没有被科学所描述。我被震撼了。我必须做更多。

在《泰坦尼克号》成功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暂停我的主业——好莱坞导演,做一段时间全职探险家。于是我们开始策划一些探险。在自动探测车帮助下,我们去了些危险的地方。我们发明了技术,对泰坦尼克号残骸做了一次全面勘测,使它再次重现在人们面前。

通过一种会飞行的自动探测仪,我可以坐在一个潜艇里探索泰坦尼克号的内部。当我在操作仪器时,我的脑子就像是在这些探测仪中。我感觉我自己真的到了泰坦尼克号上。这是一种最令人兴奋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知道假如我在这里转个弯,我将会看到什么。因为我已经在另一个完全一样的泰坦尼克号复制品上工作了好几个月。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它让我感觉到,远程监控的能量。你的意识可以被注入这些机器或注入另一种存在中。这种体验非常深刻。或许几十年后,当半机器人出现,或者任何后人类生物出现时,人们会对这种感觉习以为常。

在这些探险之后,我开始真正感谢这些存在于海底的生物。这些生物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外星生物。它们生活在一个化学合成的环境之中。它们无法像我们一样存活于太阳之下。同时,从小被科幻小说影响的我对于太空科学也非常感兴趣。我进入了NASA的顾问委员会,策划真正的太空行程,让宇航员带着3D摄像机进入太空站。这些非常有趣,但我真正想做的是将这些太空专家带入深海,让他们看看深海,取一些样本。所以我们既做了纪录片,也在做科学。这些事业将我整个人生很好地整合了起来。

发现团队的力量

在发现的旅途中,我学到了很多。我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还有领导力。很多人以为作为导演,就一定具有很高的领导力。但我却是从这些探险中学到如何带领团队。在探险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做这些纪录片? 我从中得到了什么? 我们并没有从这些纪录片中赚钱,还差点亏了本。我也没有赚到名声。很多人以为我在《泰坦尼克号》之后就一直躺在沙滩边享受。

那我在做什么呢?我做这些其实只是为了这件任务本身。为了挑战——海洋是现存最危险的环境;为了发现;也为了一种奇怪的关系——一个由很少人组成的紧密团队。我们这10到12个人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有时要在海里一起工作2到3个月。在这种关系中,我发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我在这里为了你,你在这里为了我。每个人做的工作都无法向其他人解释。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关系,建立尊重。

当我开始拍摄《阿凡达》时,我试着将这种互相尊重的领导力原则应用在电影拍摄中。很快情况就改变了。在《阿凡达》拍摄过程中,我的团队也很小,也在未知领地工作,创造新的科技,这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挑战。四年半时间,我们成为了一个家庭。这完全改变了我以前拍电影的方式。

有评论文章说,卡梅隆把海底的一些生物放到了潘多拉星球上是其影片成功的原因,而对于我来说,做事的基本法则以及过程本身改变了事情的结果。

最后,总结一下。我学到了什么?第一:好奇心,这是你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第二:想象力,这是你创造现实最重要的力量;第三:对团队的尊重,这是比世界上其他定律更重要的定律。

有不少年轻电影导演向我讨教成功经验,我对他们说:“不要给自己划定界限。别人会为你去划边界,但你自己千万别去。你要去冒险。失败是你其中一个选项,但畏惧不是。从来没有一次探险是在有完全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完成的。你必须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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