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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迪弗洛:随机实验对抗击贫困带来的启示

上个世纪60年代时候,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随机对照实验(RCT: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解决医疗卫生服务,福利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等问题。随机对照实验原本是一种对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某种疗法或药物的效果进行检测的手段。它的基本方法是,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以对照效果的不同。2003年,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共同发起了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 使用这种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展开研究,包括公共卫生,小额信贷,艾滋病等。

随机对照实验用以解决社会科学在真实世界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反事实(counterfactual)(例如“如果我们不游说政府”“我们不去修路”等)。这个时候,以她为首的人开始利用技术方法去寻找解决方案。 埃斯特·迪弗洛也因此获得了2010年美国克拉奖。今天的这篇演讲正是埃斯特·迪弗洛在用事实与数据来表明立场。

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去面对不确定性。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真正正确的,怎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埃斯特·迪弗洛的策略是随机对照实验。 她在演讲当中提出了三个案例,并用她亲身经历的实验得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一个案例是小孩因为缺乏疫苗而导致免疫系统受损。在印度的村庄里面,迪弗洛发现当地有足够的疫苗和医院,但那里的小孩因为免疫系统受损而死亡。迪弗洛使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她挑选了随机可控的134个村庄作为实验点。实验的结果是,如果激励人们意识到现在行动去购买疫苗的必要性,免疫率从最初的6%提高到17%。

第二个案例是抗击疟疾。蚊帐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现在的问题有三个:如果需要人们买蚊帐,他们会购买吗?如果蚊帐是免费的,人们会使用他们吗?第三个问题是,如果第一次人们得到了免费的蚊帐,他们会在以后继续购买蚊帐吗?同样,迪弗洛通过实验来寻找答案。在肯尼亚,她主导为村民发放折扣券,可以用折扣券在当地的药铺买到蚊帐。一些人可以完全免费,一些人可以减少20%,一些人可以减少50%。实验最后的结论是,人们不希望花钱,但人们会使用这些蚊帐,而第一次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会更倾向于第二次花钱购买蚊帐。

第三个案例有关教育。这是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政府或许应该更多的提升教育的硬件设施,比如雇佣更多的老师,提供午餐,统一学校制服,发放奖学金。然后通过实验,迪弗洛指出,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告诉人们教育的好处,而不是去做太多表面的改善,而这样做也更最大化地能节约成本。

当然,在制定社会政策使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式也面临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比如,随机对照实验并不是完全中立的,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随机的,比如地理位置,组织文化等等。 但是,像反贫困这样过于庞大的议题,可能没有万全的解决方式。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开始行动,并且将这些观念变成现实。这也许正是迪弗洛的实验存在的最终意义,也是包括“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内的所有致力于这项事业的人们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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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故事] 当尤努斯遇上伊卡柏•卡迪尔

每一个TED演讲在观者的眼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文本,唯有置于更广义的社会背景中,我们才能明白在这短短十八分钟的讲述背后所经历的挣扎、迷茫、坚定、梦想与奋斗。我们的团队新成员余恺将为大家带来别具一格的TED故事,分享TED演讲人背后的不凡人生和精彩思想。这一系列稿件旨在进一步推动TED演讲成为教育素材。余恺(yukind)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社会研究项目并修读发展研究的硕士学位。

《你不知道这辈子你能走多远》

by 余恺

(一)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笔价值约为27美元的款项以低息借给了Jobra镇上的42名从事编织篮子的妇女,让她们不再需要依赖镇上利息高达每周10%的高利贷。在Chittagong大学里担任经济学教授的教职让他成为这个国度处于中上收入阶层的一员。能获得这份教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获得了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资助,在美国范德比尔德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36岁。而两年前,这个国度刚经历了一场导致大约150万人死亡的洪水灾害。

而在同一年,一位名叫伊卡柏卡迪尔的中学生踏上了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航班,他的和他的家人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一个以梦想的传说闻名于世的国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这一年是1976年。

伊卡柏卡迪尔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学业。硕士毕业之后,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这段经历成为申请世界最顶尖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资本。在沃顿的MBA学位意味着高薪厚职,前/钱景一片光明。毕业之后,卡迪尔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领域大展拳脚,在1991年成为了Atriunm资本公司的副总裁。

但在担任了副总裁职位两年之后,趁着移动电话业的兴起,卡迪尔决定辞职,创办自己的公司,而这间公司的名字叫Gonofone,如果按照孟加拉语的意思,这家公司的名字叫“人民电话公司”。


TED.com: Iqbal Quadir says mobiles fight poverty

(二)

自小信奉伊斯兰教的他明白眼前这名妇女向她所陈述的困境对这名妇女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借出了第一笔价值27美元的款项之后,42名妇女很快就连本带息还清了债务。但让他感觉奇怪的是传统银行业对这些极端贫困的妇女的看法:把钱借给她们风险太大,她们这么穷,怎么能够还得起我们借给她们的钱?只有富人才是传统银行业贷款的对象,越有钱的人越能够借到钱。

他觉得不对。真正需要钱的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于是他找到了银行家,让他们借钱给穷人。银行家哈哈大笑,说,教授,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够借钱给她们,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她们能够还清贷款。而且,我们不是为穷人办的银行,我们不是穷人的银行家。

他还是觉得不对。于是,他决定以自己的力量去说服银行家,以小额贷款的形式把钱借给贫困的妇女,让她们有一笔启动资金,去做一些小生意,获得自力更生的机会。他成功地从政府拥有的Janata银行借到了一笔款项。为了让更多地穷人获益,他成立了一间专门帮助穷人从其他银行借贷的机构。

但这并非一片坦途:这间主要以贫困妇女为借贷对象的机构受到激进的左翼分子的骚扰;保守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忌惮于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于是警告她们如果从这间机构借钱,将不能以穆斯林葬礼仪式入土安葬。

但所有的逆境都没能够阻挡这间草根机构在这片人口密集的土地上,以有悖于传统银行的模式野蛮生长。

在运营了六年之后,这间机构已经拥有了2万8千名员工,于是他决定把要给这间机构起一个新的名字: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思为“乡村银行”。

2006年,格莱珉银行的名字随着诺贝尔和平奖评定委员会的获奖公告登上了各大媒体版面,当然还有他,格莱珉的创立者,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


尤努斯

(三)

孟加拉国的人口为1.44亿,国土面积14.7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900余人。要理解这个密度的意义,换算成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的话,要达到同等密度的人口,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86亿4千万,把所有地球人装到中国没有现在的孟加拉那么拥挤。

孟加拉是个河流密布,降雨充足的国度。对孟加拉人而言,一年四季是个陌生的名词。在孟加拉,一年只有3季:冬季,夏季和雨季。降水的充沛和遍布全国的河流意味着一旦洪水发生,整个国家将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两个月前在墨尔本大学南亚研究小组的专题研讨班上,来自Monash大学的孟加拉籍博士研究生Mohammad Jalal Uddin Sikder进行了题为《气候变化与移民:基于孟加拉的案例》的演讲;来自La Trobe大学难民研究中心的Sue Chaplin则分析了孟加拉女性在由于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移民问题所导致的生活困境;摄影师Rodney Dekker则用镜头记录了在洪水季节孟加拉人的生活如何受到影响。在他们的叙述中,孟加拉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全球变暖,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

在这个人口密度巨大的国度,任何的生态灾害所带来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唯有真切地耳闻亲历这个国度艰辛人们的诉说,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在国人的生活中很可能一辈子都发生不了任何关系的国家中人的命运,是如此地值得我们的关注。他们的命运对我们这个国度的影响可能微不足度。但布拉马普特拉河,这条意义当于长江之于中国的河流,上游就是我们的雅鲁藏布江。我们对于雅鲁藏布江任何的决策,都影响着这个国家1.44亿人的命运。

按照联合国发展署公布的受灾指数,孟加拉与中国排在世界各国之首。在资源缺乏的国境内,唯一能够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就是人力资本。要利用人力资本,便需要把人力资源以网络的形式连接起来,降低离散于不同地点的人的沟通成本,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电话。

这就是驱使伊卡柏卡迪尔辞去投资公司副总裁职务创建Gonofone的愿景:让祖国的人们获得技术上的帮助,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摆脱贫穷。


孟加拉的河流

(四)

离开了祖国20年的伊卡柏卡迪尔回到了孟加拉。如果说20年前离开的时候,年轻的卡迪尔心中怀着的是美国梦的话,20年后的卡迪尔所怀着的是一个让孟加拉摆脱贫困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基础是一个以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在决定辞职建立Gonofone之前,审慎的卡迪尔首先找到了已经声誉鹊起的格莱珉银行,解释了他的想法。得到的回应是:“这主意有点疯狂,但不乏逻辑。如果你觉得可行,就过来实现它吧。”

格莱珉银行只是卡迪尔计划中的电信公司的一块拼图。他还需要其他的拼图来完成他的蓝图,奔走各地的他找到了美国的天使投资提供资金,获得了挪威电信公司提供的专有技术服务。而格莱珉银行在这份蓝图的角色,是提供基础设施。

事实上,这个联盟的成立并非易事。挪威电信公司雇佣了一名商业分析师对孟加拉的电信市场进行评估,利用彩色电视在孟加拉市场的发展作为参照体系,这名商业分析师的分析结论是:到2005年,孟加拉市场的手机数量为25万台。而在1995年,1亿2千万孟加拉人总共拥有的电话数量仅为40万台。

挪威电信把评估报告递交给了合作方之一的尤努斯。尤努斯的回应是:不要管这份报告,按大众市场的规模来进行计划。最终,在1996年,一家由卡迪尔管理的、由挪威电信、日本丸红株式会社、Gonophone和格莱珉银行共同组建的电信公司正式成立,这间电信公司被命名为格莱珉电话公司。为了管理这间公司,尤努斯专门成立了格莱珉电信,参与格莱珉电话公司的管理。

事实上,尤努斯是对的。而挪威电信雇佣的这名分析师或许需要找格拉德威尔的《引爆流行》来认真读一下。在《引爆流行》中,格拉德威尔谈到了“传真机效应”:

“引爆点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像沸点和临界点。20世纪90年代早期纽约暴力犯罪骤然下降之前有一个引爆点,暇步士休闲鞋再度风行前也有一个引爆点,正如每一项新技术被引进过程中都有一个引爆点。1984年夏普公司首度推出低价传真机时卖出了8万台。随后三年,传真机的销售数目逐渐稳步上升。到了1987年,拥有传真机的人的数量已经足以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台传真机。1987年成为了引爆点。当年销售了100万台,截至1989年,又卖出了200万台新传真机。手机销售也遵循着相似轨迹。整个20世纪90年代,手机都在朝着更小巧、更便宜、服务更好发展,直到1998年,这项技术达到了引爆点,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拥有了一部手机。”

孟加拉电信市场的引爆点在2005年之后出现。整个孟加拉手机的数量在2005年为800万台,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证明尤努斯的正确性:32倍于分析师的数据。而到了2007年,单单格莱珉电话公司的用户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600万,成为孟加拉全国纳税数额最高的公司;而到2009年,用户数量达到了2000万,格莱珉电话的价值达到了30亿美元。


孟加拉的手机广告

(五)

2008年,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新千年研究所发布了由麻省理工访问学者Nicholas P. Sullivan负责的关于移动电话技术如何帮助穷人脱贫的研究报告。Sullivan的研究结论指出,在美国占人口总数38%的4千5百万没有移动电话的低收入群体如果能获得移动电话,他们将会创造相当于29亿到110亿美元的价值。

Nicholas P. Sullivan还写了一本书,题为《你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小额贷款和移动电话如何连接穷人和全球经济》(You Can Hear Me Now: How Microloans and Cell Phones Are Connecting the World’s Poor and the Global Economy)。书中提到的小额贷款联手移动电话的模式,正是由卡迪尔和尤努斯联手缔造。

在创立了格莱珉电话公司并带领公司走上正轨后,卡迪尔把股权全部出售。现在的格莱珉公司的电话公司的组成包括了占62%股份的挪威电信和38%股份的格莱珉电信。

卡迪尔的新角色是麻省理工大学Legatum发展与企业家中心的创立者兼主任,这家机构的愿景是“成为贫穷世界的硅谷”,帮助解决世界贫困问题。


麻省理工大学Legatum发展与企业家中心网站主页

而尤努斯则在2009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社会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未来》(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书中,尤努斯提倡消除贫困,不能依靠政府、或者像世界银行这类政府组织,更不能够现行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也不能靠NGO或者慈善机构的援助,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不以利润为目的,而以社会收益(Social Goods)为愿景的社会商业模式(Social Business)。

管理学大家汤姆彼得斯在经典名著《追求卓越》中指出:“在最优秀最成功的企业中,居第一位的目标不是严格的规章制度或利润指标,更不是计算机或任何一种管理工具、方法、手段,而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形成某种文化观念和历史的传统,是将共同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和生活信念,各种内部力量统一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汇聚成的一个共同愿景。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行为的准则。”

而套用汤姆彼得斯企业文化定义阐释尤努斯社会商业的模式,则是以消除贫困,提高社会大众的福祉,以追求适度的利润,而并非最大化利益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尤努斯的理想是,金钱不再是激励的员工的因素,企业内部的文化应该是员工共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现实世界总是与理想相差甚远,否则现实和理想就不会是两个词了。尤努斯与挪威电信就格莱珉电话公司产生了分歧:在格莱珉电话创建之始,挪威电信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诺在六年时间内减持股份至35%的份额,但挪威电信一直拒绝承认这份备忘录的合法性。而在这表面股权之争的深处,是尤努斯坚持不以盈利为模式的社会商业与以逐利为天性的资本之间的巨大鸿沟。

(六)

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授予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获奖理由是:

“尤努斯展示了作为一名领导人,把愿景转化为使不单在孟加拉,还包括世界各国的数百万人获益的实际行动。向缺乏财产安全的穷人借贷初看是天方夜谭。但始于三十年前的小额贷款,尤努斯首先而且主要是通过格莱珉银行把小额信贷发展成为对抗贫困日益重要的手段。”

三十年。

30年前,在尤努斯36岁的时候,他决定掏出27美元资助42名妇女。那一天,他一定不会想到这27美元是一条通向伟大的旅程的起点。同一年,18岁的卡迪尔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两名伟大的孟加拉人的人生旅程在1996年发生了交汇,而这一年,尤努斯56岁,卡迪尔38岁。他们是否想到十年之后,66岁的尤努斯因为和他的同伴们共同创造的伟大事业,登上了挪威奥斯陆的领奖台,接受举世的欢呼?

无论你多年轻,还是多年长,你不知道你这辈子能成就什么,能走多远,只有你一直在路上。

相关链接:

TED全文演讲: 《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 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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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 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今天的今日TED演讲栏目发布TEDtoChina自由撰稿人赵婧的一篇TED全文演讲汉译。我们早些时候曾在《伊卡柏·卡迪尔: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一文中以摘要形式介绍了这篇演讲。如果你是TED译者,欢迎将你们的全文汉译稿件投稿到我们这里,请发邮件至otp at TEDtoChina dot com。

译者:赵婧
居住地:上海、布里斯班。她现在的职业是博士候选人。她翻译这篇TED演讲的原因是她相信“草根+手机”的力量。从菲律宾艾斯特拉达的倒台,到美国奥巴马登上总统宝座,再到由亿万观众投票选出的超女快男,手机这一带着体温的媒体已经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带来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利,手机与草根文化的结合也使政府、企业更加重视我等小人物的力量:)

《伊卡柏•卡迪尔(Iqbal Quadir): 手机:战胜贫穷的利器》

先请大家观看一段有关孟加拉的视频。

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贫穷为什么会存在?人类实现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突破。我们生活在同一星球,但世界上仍存在贫穷的地方。我想先从我的角度出发,然后看看我的项目或者其他项目本身究竟是拉大还是缩小了贫富差距。60年来,富国一直为穷国提供援助。总体来说,这些努力并未收到成效。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曾为世界银行工作了20年的作者发现这个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总的来说,这些援助对经济增长并不凑效。

问题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欧洲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些借鉴。我是说,即使在这里,街对面,昨天我过马路的地方,就是三位主教在500年前被处死的地方。我想说的是,在欧洲,人们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有力量,他们进行斗争,要求至高的权威走下神坛。最终,权威与公民之间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民主、资本主义和一切其他的制度得到充分发展。所以,这本长达500页的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权威地位下降,而公民地位上升。

但是,如果你持这样一个观点,可以看看过去60年来发生的事件,结果会发现,援助的作用恰恰相反。权威得到巩固和加强,而公民却因此被边缘化。权威并没有理由以税赋为目的发展经济,为其自身利益聚集财富,因为这些财富来自海外。事实上, 以石油资源国为例,这些国家的人民缺乏自主权,情况也是如此。诸如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都在这些国家之列。因为援助、石油或矿产的作用相同,它们强化权威,但并未激发公民的作用,包括他们的手脚,头脑和拥有的资源。

如果你们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改善这些国家状况的最好方法,是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才是真正的网络效应。如果公民能通过形成网络而更有组织、更富效率地表达民声,情况将会得以改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机构,世界银行是政府组织,由政府运营、为政府谋利。 对比非常明显。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接下来讲一讲我的观点。

因为援助、石油或矿产的作用相同,它们强化权威,但并未激发公民的作用,包括他们的手脚,头脑和拥有的资源。 我认为改善这些国家状况的最好方法,是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才是真正的网络效应。如何才能赋予公民更多的主动权?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机就是其中之一。

如何才能赋予公民更多的主动权?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机就是其中之一。最近,《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在12年前就偶然想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2年前,我曾经试图成为纽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我和一些同事在计算机网络上相互连接。由于不需要交换软盘,我们变得更有效率,相互交流也更为频繁。但有一次,网络崩溃了。这使我想起1971年的一天。那时,我的祖国正经历一场战争,我们家从之前所住的城市搬到了更为安全的偏远郊区。记得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为家中一个更小的孩子买药。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走了大约10英里,才来到了药店。可那里没人,于是我又花了一下午的时间走回家。这是毫无效率的一天。所以,当我坐在纽约一幢高楼里的时候,我将这两次经历比较了一下,基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在现代化的办公室还是在落后的村庄,连线就是效率。所以,这很自然地意味着,电话是消除贫穷的武器。如果是这样,问题在于,当时我们有多少电话?

结果发现,当时在孟加拉,每500人仅有1部电话。而且所有电话都集中在在少数几个城区。 有1亿多人居住的广阔农村,根本没有电话。可以想像,有多少人像我浪费了那天那样,浪费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每人每月浪费一天,乘以1亿人,可以看到大量的资源都被浪费了。毕竟,穷国和富国至少在一项资源上是平等的,那就是一天24小时的时间。如果丧失了这一原本与富国之间并无差距的宝贵资源,将是巨大的浪费。所以,我开始寻找任何能够证明连线能增加效率的证据。

然而,事实上我并没有找到许多证据,但发现了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这张图表。它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看,横轴代表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在这里,图表以外。竖轴表示每增加一部新电话的作用,在这些国家非常小。但如果大家看欠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0美元或300美元,每增加一部新电话的作用非常明显:6000美元或5000美元。问题是,在孟加拉安装一部新电话的成本是多少?结果发现,需要2000美元。所以,如果花2000美元安装一部电话,假设可以用10年,每年增加500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年就是50000美元。很明显,电话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如果随着数字革命的发展,安装一部电话的成本下降,其产生的作用将更大。


TED.com: Iqbal Quadir says mobiles fight poverty

当时,我对经济学也略知一二。亚当•史密斯告诉我们,分工能提高生产力。但是如何进行分工呢?假如我是渔民和农场主,克里斯也是渔民和农场主。 我们之间只有通过相互联系才能相互依靠。如果我们是邻居,我可以走到他家。但即便如此,我们只能将生意局限在非常小的区域。为了拓展生意,需要一条河,一条高速公路,或者电话。 无论如何,相互连接才能相互依靠,从而导致分工,继而提高生产力。所以,我开始在孟加拉与纽约之间反复思考这一问题。

人们告诉我许多没有足够电话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缺乏购买力。但关键是,如果电话能提高生产力,我们为什么要为此担心呢?我的意思是,在美国,人们购买汽车,并不需要一次付清很多现款。他们买了汽车,开车上班,并用上班挣来的薪水分期支付汽车款。以车养车。所以,如果电话是生产工具,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购买力。当然,即使是这样,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最初的购买力,即首付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几人合用一部电话呢?在美国,每个人都需要银行服务,但很少有人想要买下一家银行。所以,一家银行为许多客户服务。对于电话,我们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此外,人们告诉我,他们有许多基本的需求需要满足,吃、穿、住等等。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家长主义的做法。应该提高收入,让人们自己决定如何支配他们的财富。

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其他一些基础设施。促使人们接纳新事物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在美国发展得如火如荼,因为人们有电脑。他们有调制解调器。他们有电话线,所以很容易接纳新概念,比如互联网。不发达国家缺少的正是这种基础设施。比如,人们无法查询信用记录,很少有银行提供托收票据的服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孟加拉乡村银行。这家银行为穷人服务,拥有大约1100家分行,12000名员工和230万贷款人。我想,可以通过基站将这些分行连接成一个网络。长话多说,我开始到银行与他们谈谈我的想法。“你知道,也许我可以将你们所有的分行连接起来,使你们的工作更有效率。”但是,要知道,他们毕竟在一个没有电话的国家里,所以实行分散管理。我想,当然有其他原因,但这一定是原因之一。他们对于将所有分行连成网络的想法并不感兴趣,只想安于现状。

所以,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真正的业务是什么?通常,某人向银行贷款,买一头母牛,牛会产奶,于是,那人将牛奶卖给村民,还清贷款。这人做的是生意,但为所有其他人提供了牛奶。于是,我忽然意识到,手机也可以起到一头母牛的作用。因为那人可以向银行贷款200美元,购买一部手机,然后将手机租给其他人使用。对这人来说,这是一门生意。于是,我写信给银行,他们想了想,说:“这主意有点疯狂,但不乏逻辑。如果你觉得可行,就过来实现它吧。”于是,我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孟加拉。

我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Gonofone,在孟加拉语里意为“人民的手机”。这家公司得到了美国天使投资。之后我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由于我不仅是在贫穷国家做生意,而且是做这些国家里穷人的生意,我被许多人拒绝过。大约100万英里的行程中,我虽然掉了不少头发,却很有意义,因为最终我成立了一个联盟来推广这项服务,这其中包括提供专有技术的挪威电信公司,以及提供基础设施的孟加拉乡村银行。长话短说,这是整个国家的覆盖面,可以看到覆盖率很高。即使在孟加拉,也有一些空无人烟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年投资了大约3亿美元来扩大覆盖面积。

现在,再回到我刚才说到的母牛模式。约有115,000人在其居住的社区提供电话服务的零售。这些服务覆盖了52000个村庄,共8千万人。这些电话为公司产出了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对于每个零售服务提供者,每天获得2美元的利润,每年大约700美元。当然,这一模式有很多好处。它能增加收入,提高福利等等。结果是,现在,这一公司已成为最大的电话公司,拥有350万用户,115,000部电话产生的流量占到整个网络的三分之一。2004年,税后净利润为1亿2千万美元,税收数字本身也十分可观。公司为政府贡献了大约1亿9千万美元。这里是我们获得了的一些经验。

“政府需要提供经济上可行的服务。” 事实上,私营公司可以做到这一点。

“政府需要资助私营公司”。 有些人会这样想。而事实上,私营公司为政府提供税收收入。

“穷人总是接受者”。 事实上,穷人是资源。

“为穷人服务成本太高”。 事实上,他们可以降低成本。

“穷人教育程度低,无法成大事”。 事实上,他们求知欲望强,生存本领高。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天内学会如何使用电话。

“穷国需要援助。” 事实上,如果数据的准确率只有5%,仅这一家公司为该国贡献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远远超过其所接受的援助。就我而言,我想让大家知道,援助有害,因为它让政府远离其公民。这是我与美国著名发明家迪恩•卡门(Dean Kamen)合作的新项目。他制造了一些发电器,我们正在孟加拉的两个村庄对其进行一项试验,利用牛粪产生的沼气为发电器提供动力。每个发电器向20户人家输送电力。

这还只是一项试验,我们不知道它能走多远,但目前还在进行中。谢谢。

贾桂琳‧ 诺芙格拉兹:脱贫新视野

贾桂琳‧ 诺芙格拉兹(Jacqueline Novogratz)是一位实业家,我们之前也曾介绍过她的TED演讲。今天介绍的是她在2009年的TED大学演讲:

演讲视频:

Jacqueline Novogratz on escaping poverty

贾桂琳说,虽然她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在做脱贫相关的工作,但是,对于如何定义贫困这一问题,她依然感到十分困难。很多时候,一提及贫困,人们想到的就是金钱,比方说日均收入在一美元或两美元以下,我们就称之为贫困。但贾桂琳认为,收入只能算是其中一个元素,而所谓贫困,更重要的是一种缺乏选择的状态、一种自由的缺乏。

她提到她在肯尼亚的一段经历。她和摄影师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的一个叫Mathare Valley的贫民窟,那是一块一英里长、0.2英里宽的地方,里面居住着50万贫民。他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地方,通常是一间屋子里居住着八到十个人。那里盛行娼妓、暴力以及毒品。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是通过各种商品买卖获得一定的收入,供他们的孩子上学念书。

贾桂琳说,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叫简的女人,简的面容非常亲善,让贾桂琳感到非常震撼。简自述自己的故事,说她曾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上一名医生,另一个是成家立室。但是她的丈夫很早就抛弃了她,剩下她和她的孩子,她们回到了贫民窟的居室。简则通过提供性服务维持一家的生活。她坦言,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带来的种种屈辱与不公正待遇。

到了2001年的时候,简的好朋友向她介绍了一个叫Jamii Bora的组织,该组织向穷人提供小额信贷,这为贾桂琳打开了一扇窗户。她用一年时间积蓄了50美金,而后向该组织提出贷款申请,她用贷款的钱买来一台缝纫机,并且从二手布料市场买来一些廉价的长袍,而后给它们加上花边等装饰,最后将改过的衣服卖出去。这些衣服的销售还相当不错,简也从中赚得一些金钱。现在,简每天可以赚得四美金,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都不算贫困了,但她依然生活在那个贫民窟里,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

后来,Acumen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为这些人提供贷款,帮助她们修建低成本的房子。当被问及入住新房子会否感到害怕时,简的回答是:“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我是HIV病毒感染者。我经历过所有的这一切。我会失去什么吗?我会怀念那些暴力以及毒品吗?我会挂念没有隐私的日子吗?我会眷恋不知自己的孩子安危的日子吗?要是给我十分钟时间,我马上就能整理好行李,随时可以走人。”贾桂琳问简如今对于她当初的两个梦想有何新想法,简的回答是:“我当初想当医生,是因为我希望做一个可以服务社群,为他人带来疗救的人。而现在我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非常珍惜,我每周会有两天时间用来为艾滋病病人做咨询。我会对她们说,看,你们都还活着!既然你还活着,你就应当服务社会。”简虽非医生,但她给予他人的也许比医生开出的处方更为有意义,因为她在传递希望。

在演讲的最后,贾桂琳提到了当下的经济危机。她说,很多人在经济危机面前感到害怕,但假如像简这样生活在如此困难的地区的人都能有希望,那么简也许还能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启示。她的故事告诉我们:贫困并不是意味着你就只能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当我们所在的系统发生故障时(比如如今的金融体系),恰恰是一个发明创新的良机。我们可以抓住这一良机,建立一些可以惠及全人类的服务以及产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为无数在水深火热中奋斗的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贾桂琳相信,这恰恰也是尊严的开始。世界各地像简这样的人们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启迪,我们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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