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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歌手说:“为了非洲的明天,一百万人行动起来”

我们曾经在12月15日的《一周回顾:非洲畅想曲》中回顾了那周的几个关于非洲的“今日TED演讲”,同时,还介绍了几位对于促成TED非洲大会颇有贡献的TED演讲者之一。那时我们也介绍了波诺(Bono)。

是的,就是那位爱尔兰摇滚巨星波诺(Bono)。今天我们来介绍他的TED愿望。

就在12月12日诺贝尔奖授予他2008年“和平大使”(ManOfPeace)称号,以表彰他在救助非洲贫困和疾病工作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平大使"(ManOfPeace)是一项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创建的奖项,由诺贝尔奖得主评选,旨在鼓励为维护社会公正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士。创建以来获奖者主要是演艺界人士。

波诺(Bono)是著名的U2乐队的主唱,他的名字想必大家不会感到陌生,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活跃的慈善事业活动家。他在2002年创办了著名的公益组织DATA(Debt AIDS Trade Africa,债务、爱滋、贸易、非洲),致力于为非洲贫困事业做努力,他劝说富有国家削减非洲的债务,与贫困做斗争,推动平等贸易,并为艾滋病和疟疾的治疗机构筹集资金等。他也是ONE CampaignProduct Red这两个慈善项目的联合创始人,这些项目是DATA和其他慈善机构合作的产物。

波诺(Bono)是2005年的TED大奖获得者。在2005年的 TED 大会上,波诺(Bono)通过远程录像,与现场的观众分享了他由一位摇滚歌手走向慈善事业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许下了他的三个TED 愿望。


波诺 TED 演讲视频

波诺说,1985年的时候,他去了埃塞俄比亚,到一家孤儿院做了一个月的义工。那时,埃塞俄比亚国内发生饥荒。就在波诺即将离开孤儿院的那天,他遇到了一位穷人,请求波诺把自己的婴孩子带到爱尔兰,因为孩子要是能够去到爱尔兰,就必然有救,而留在埃塞俄比亚,就等于等死。可是波诺一口拒绝。后来,波诺为此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认为那是自己所做的最丢脸的一件事。从此,波诺开始了他20多年的慈善生涯。

波诺在演讲中指出,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只对于发生在身边的,而对于每天都发生在非洲的可以夺取生命的疾病、贫困等问题不闻不问。“我们只关心身边的灾难,却不会去关心远方的灾难”(Catastrophes that we can avert, are not as interesting as those that we could avert.)西方国家低估了发生在非洲的疾苦,以为靠一桶水就能救火,而事实上却需要整整一个消防队出动。而西方国家在行动上的落后则遭到了非洲的嘲笑。

此外,波诺还指出,贫困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与其等待新一代恐怖主义在非洲兴起,不如给予非洲发展援助,以此遏制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一个机遇,发达国家不仅仅可以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还可以借此改善发达国家自身的形象。

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我们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加以解决。正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必须去做。这就是最浅白的道理。

波诺的三个TED愿望都和非洲有关:

1、让一百万美国人行动起来,关注和帮助非洲;
2、让 ONE 的声音能够在世界上回响十亿次以上,让参加2005年G8非洲峰会的领导人听得到这样的声音;
3、让埃塞俄比亚全国所有的医院、诊所以及学校通过网络连接起来,使资讯科技充分展现其力量。

这些愿望也成为TED在2007年举办TED非洲大会的起因之一。

延伸阅读:

中文维基百科上的波诺(Bono)

U2乐队

DATA

The ONE Campaign

Product Red (中文)

题图照片:

左图为Flickr上的波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的照片。照片由hds上传于20087年6月9日。原作者所选用的CC协议为 "署名" 。

右图为Flickr上的U2乐队2005年4月1日演唱会的照片。照片由 kurisu上传于2005年4月2日。原作者所选用的CC协议为 "署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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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

在前几天的“今日TED演讲”栏目中,我们以《非洲畅想曲(二)猎豹与河马——剖析后殖民的非洲》为题介绍了加纳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在TED2007非洲大会上的演讲。今天在“TED人物志”栏目中再次介绍这位演讲者。


图1: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在TED大会上演讲

加纳著名的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观察到非洲的未来取决于“河马一代”和“猎豹一代”之间的角逐。河马一代,自满贪婪的官僚,他们于腐化中沉沦。猎豹一代,快速行动,具有创业家精神的领袖和志在重建非洲的公民。


图2:著名的U2乐队的主唱波诺(Bono)和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在TED非洲大会上

加纳的经济学家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抵制腐败和自满。他相信比起其他问题而言,腐败是许多非洲国家陷入困境的根源。乔治·阿耶提把非洲的政府称为“吸血鬼政府“(vampire states),因为他们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民间吸走。

他的书《锁不住的非洲》(Africa Unchained)非常有影响力,已经在非洲激起一轮乐观而积极行动的新浪潮,尤其是在非洲博客圈,他提出的概念“猎豹 v.s. 河马”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


图3:波诺(Bono)也是著名的DATA公益组织的创始人,他拿着乔治·阿耶提的书《锁不住的非洲》

他说“猎豹一代”是非洲人的新生力量,他们牢牢把自己的未来攥在手中,不再等待政府来救济。与此相比,“河马一代”则懒于理睬关于殖民主义的抱怨,根本不去改变现状。

乔治·阿耶提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


图4:波诺(Bono)曾获得2005年TED大奖,他在请乔治·阿耶提在书上签名

延伸阅读:

TED.com上的乔治·阿耶提页面

豆瓣上的豆列:《TED思想库–乔治·阿耶提(George Ayittey)专辑

乔治·阿耶提在美国大学的官方个人页面

插图照片

图1:
来自乔治·阿耶提的个人主页

图2-4:
来自Flickr(图2,图3,图4),照片由whiteafrican上传。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是“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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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畅想曲(五):重建卢旺达

克林顿(Bill Clinton)这个名字大家相信不会陌生,但不知各位 TED 粉丝是否也知道克林顿还是2007年 TED 大奖的三位得奖人之一?我们今天就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充满魅力的实干家:

克林顿离开白宫以后,致力于非洲发展事务,受到了保罗·凡马斯(Paul Farmers)创建的“医保伙伴”(Partners in Health )的影响和启发,克林顿决定到卢旺达开展项目。他们之所以选择卢旺达,是考虑到那个国家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深重,假如一种成本低廉的医保模式能够在卢旺达推行,那么,这样的模式也能推广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作为试点。十八个月后,他们搞了一次项目进度评估,结果是,卢旺达政府对该项目非常满意,决定要将该计划在全国铺开。

在2007年的 TED 演讲上,克林顿提到了以下一些数据:

获得艾滋病治疗的人数从零增加到两千,也就是该地80%需要接受这种治疗的人口都得到了治疗,并且只有少于千分之四的患者获得治疗后需要继续服用药物,这个记录比美国本土的数字还要低;

43%的怀孕妇女通过我们的医保体系安全的生下了孩子;

40%需要结核病治疗的人都已经获得了治疗,而这个数字在十八个月以前是零;

开始了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疟疾治疗计划;

在种族大屠杀期间遭到毁坏的医院获得了翻新,添置了太阳能发电装置以及现代化的实验室,现在,那里每个月可以为325名患者提供治疗服务;此外,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可以在家里得到治疗;

最重要的是,通过模仿“医保伙伴“的模式,可以将医保的成本降到最低,现在,在该项目的榜样作用之下,要是能够在全国推行,估计卢旺达将可以用5% – 6%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通常要花8% – 9% 由于搞医保,而美国则要花16%。

克林顿在演讲中还讲到:

很多人抱怨说,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很困难,因为腐败问题大量存在。但是,我想说,能力缺乏(incapacity)比腐败来得更要命,并且还会滋长腐败的发生。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金钱把抗艾滋病的药物分发到发展中国家,并且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可是,虽然我们有这个资金,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找不到一个有效运作的系统,把这些东西分发到人们手中。

我们的基金会所做的,就是探索出一种能够适用于农村地区的一流的医疗保健体系模式,并且要让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所有的贫困地区都能得到推广。这样的模式要能够帮助人们抗御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传染性疾病、母婴死亡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疾病。我们首先让这样的模式在卢旺达全国铺开,然后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我们评判项目成败之指标有两个:一、是否能够有效的防御上述的疾病;二、当外国援助撤出以后,这样的模式能否延续(也就是说,要看开展这样的项目的成本是否足够低)。

多年来从事这样的活动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系统。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运作的系统,诸位也不可能有机会坐在这里了。不管你的人生经历如何,不管你曾遇到过多少障碍,在最关键的时刻,你一定知道你的每一个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而在一个缺乏系统的社会里,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系统的支撑,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如在打游击战,你不可能去搞医疗、教育、发展经济——什么也不行。

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像卢旺达这样一个曾经经历过种族大屠杀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不同种群间的和解,重整士气,给人民提供一流的医保服务,而只需很少额度的外部援助。这样的模式要是能够在更多地方推广开去,不是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吗?

延伸阅读:

Dr. Paul Farmers talks about “Partners in Health” project in Haiti

William J. Clinton Foundation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题图照片

左图:
来自Flickr上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照片。照片由cursedthing上传于2007年10月24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是“署名–禁止演绎

右图:
来自Flickr上,一位在卢旺达Byuma省Muhazi湖上撑船的少年。照片由philyoo上传于2007年2月1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是“署名-非商业用途-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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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的分形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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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讲一个数学家的故事。他叫康托(Georg Cantor). 康托某一天决定画一条直线,将其三等分,然后擦掉中间的一段,对于剩下来的两段,亦作同样的处理。如此反复:开始是1段,而后2段、4段、8段……

假如康托将这样的操作无限次的进行下去的话(数学上是可能的),他将得到无限个线段,每一段上面也会有无限个点。于是,康托认为他找到了一个集合,其元素的数目比无限还大。这使得他很恼火。他于是住进了一家疗养院,后来又搬了出来。出来的时候,他深信,他是被上帝委派到世上发现超限集理论 (transfinite set theory)的,他认为最大的无限集合是上帝。他可是一个信教的人。可谓数学布道师。

另一位数学家也做了同类的事情。一位叫Von Koch的瑞典数学家不是减少线段的数量,他选择增加线段之数量。并且由此得出一条美丽的曲线。事实上我们不一定非得以这一形状开始不可,任何的形状都是可以的。好,我现在改变一下初始的形状,通过多次演变后,我们得出一个看上去完全不一样的结构。这些图案都有一种特性,即自我重复,部分跟整体是相似的,不过是重复的次数不同而已。

数学家认为这是怪事,因为如果你缩短尺子的长度,你将发现曲线变的越来越长;无限迭代下去,曲线将变得无穷长。这显然不合事理。因而他们仅仅把这样的曲线放到数学课本的背后,还说这些东西是“病态的曲线”,没有讨论价值。这样的看法在数学界延续了百年。

直到1977年,法国数学界Benoit Mandelbrot通过电脑制图发现,要是在电脑上重复绘制此类的形状(他将其命名为“分形”),可以得出自然的形状,比如人体的肺叶、样槐树、蕨类植物,都是些很美丽的大自然的图案。还有,拿出你的手掌,观察一下拇指与食指相会的地方,你会看到皱纹,皱纹里面套有皱纹,皱纹的皱纹里头还有皱纹,对不对?你的身体也是充满分形的。刚才提到的那班说分形是妖术的数学家不也同样有因分形而成的肺腑吗?这倒是挺讽刺的。再来看一些自然形成的图案重叠。大家看这些线条,我们现在用完整的图案去覆盖它,再来一次,第三次,……

大自然自身具有这种自我重复的结构。它懂得利用这些自我组织(self-organizing)的系统。198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次看到一张空中照下来 的一个非洲乡村的照片,就发现有分形。我感到很惊讶,并且渴望解开这个谜底。于是在Fulbright奖学金项目的资助下,我到非洲游历一年,询问当地的 居民为何要把村子建成分形的样子。那真是一段愉快的旅途。

于是我去了非洲,还准备了分形的模型,希望实地查看一番。到了那里,我用半吊子的法语跟当地人说,我是一位数学家,我想登上你们的屋顶。当地人很爽快,带我来到屋顶,跟我讲起分形的趣事。他说,“我们的屋子就是这样一个大长方形围着一个小的长方形,小的长方形里又有更小的长方形,这个我们都懂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而当地的神阁就在最小的长方形里,每往里进去一圈,就要加倍的有礼。可以说,他们的社会等级就通过房屋的特殊几何结构体现出来了。这是人为的,不像白蚁洞分形那样纯属自然。

这是位于津巴布韦南部的一个村庄,整个村子直径为400米。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圈,每一个小的圆圈也代表着一户人家,而越是往后,家庭的规模就越大,族长的 家在这里(图片上右侧的小圈),他的家眷就住在这个圈上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形模型是怎样的。这是一户人家以及他们的祭坛,这是一个家族围成的圈,这是一个村子围成的圈,这是祭坛的位置。族长住这里,他的家眷住这里。这是另一个村子。很小。你可能会想这么小怎么能住人呢?事实上,这里住的是村子的神灵,就是他们的祖先,这些神灵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小村落。这和康托说的循环不断出现一样。

这是Mondara山,位于喀麦隆与尼日利亚的边界上。我一开始是看到一位法国建筑师的建筑草图,当时感叹,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分形!于是我尝试作出一个元 分形(seed shape)的模型,通过重复的叠加变化,即可得出这个图案。好,现在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简单的图案,我们经过第一次递归变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我作出这个模拟之后,我发现整个村子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从一小块展开为一个分形图案的。而图上看到的那条曲线就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幢方形建筑。于是我感到好奇,到了那里之后,我问当地人,“你们能带我去那方形建筑吗?”他们说,”可以带你去,但你是进不了里面的。那是我们的神坛,我们每年都在那举行祭奠的仪式,为我们下一年的丰收祈祷。“那时我意识到田野上的庄稼也有跟村里的房子一样的几何形状。有时候这种分形还会在最细小的物件上出现。

这是位于马里的一个Nankani人的村落。走到他们的屋子里,就能看到那放在炉子上的锅也是一个分形。这是呈现分形结构的葫芦,刚才Issa Diabate也给大家看过。顶端上那个最小的葫芦里头就放着女人的灵魂。女人一旦死去,他们就举行仪式,砸碎整一个葫芦架,女人的灵魂就飘逸到永恒之 境。我们再次看到了无限的重要意义。

此时你会问:这样的建筑模型在任何的原住民村落都有吗?我最初也这么想:“只要是没有建立国家社会的原住民村落,一定会有这样的由下而上的建筑风格。”可是后来我发现那并非事实。

我开始收集北美以及南太平洋的建筑图案(航拍图),只有来自非洲的是呈现分形的结构。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几何建筑规划方案,在北美,人们喜欢圆形 对称、四重对称(fourfold symmetry),你可以在陶罐和篮子上看出来……这是Anasazi遗迹的航拍图,图上看出大局上呈现圆形,而局部则呈现方形。这不是像分形那样的同一形状在不同的大小范围内获得复制。

此外,你会说,“非洲文化的多样性你怎么给忽略了?”我有三个理由说你误会了。首先,我赞同Mudimbe写的《非洲的发明》一书中的观点,即非洲是殖民 主义以及抵抗运动的人工产物。第二,非洲大陆上分形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一性,这样的建筑形式也不是写在他们的DNA里面的。最后,分形只是自我 类似,而不会出现不同的分形之间的相似,事实上不同的分形会有不同的用途。这是非洲人民共有的一种技术。

最后,你会说,“那该不会是一种直觉吧?不像是什么数学知识啊!非洲人不太可能应用分形几何的知识吧?在1970年代以前这些东西还没有发明出来呢。”确实,有些分形建筑的确是直觉。我漫步于达喀尔(Dakar)的街头,问那里的人为何要建分形的建筑,是不是依循某种逻辑?他们说,“唉,我们就是那么建房子的嘛!这样造出来的房子就是漂亮。”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有的地方,我们的确可以找到一种建房子的数学算法,并且是很复杂的算法。所以,从 Manghetu雕塑上,你可以看到这种循环的几何,在埃塞俄比亚的十字架上,也能看到此类自我重复的图形。

在安哥拉,Chokwe人会在沙地里画出美丽的线条,德国数学家欧拉称之为graph,我们现在管那作欧拉图——你的笔永远不能离开画布,也不能重复描绘同样的一条线。但是安哥拉人却以一种循环的方式来创作,并且这样的知识通过家族的长幼相传得以继承。最年幼的学这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学习这个,再大一点的就学这个。而每递进一级,你就学到更深的关于神话的知识,一层比一层深入。

最后,在非洲大陆的大片地方,你还可看到一种棋盘游戏,加纳人称之为Owari,在东岸,人们称之为Mancala,在肯尼亚则叫作Mancala,其他地方的人叫那作Sogo。这样的棋盘游戏也有一个不断自我循环的结构,加纳人懂得这点知识,并且会在游戏中加以应用,这一点很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分形图案。只要是走到Sahel,你就会看到这种御风的屏障,自然,在别的地方,人们见到的都是笛卡尔构型的,并且都是线性的。而在非洲,你可以找到非线性的模型。于是我在马里找到一位制造这东西的小伙子,问他,“你们怎么专门做这样的分形形状的屏障啊?就因为别人都不做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要是我生活在森林里,只需准备长条的秸秆就行了,那样做得快,也不需要太多的秸秆。可以风和尘土会很容易的吹进来。村子里的房子顶端的秸秆的确可以抵御风尘,可是这得花费大量的秸秆和大量的时间去做。在村子里,假如你住得越高,风就会越猛。“这就跟成本收益分析有点类似。我于是测量了秸秆的长度,将其绘制于对数图(log-log plot)上,计算出其增长指数(这里指风速与秸秆高度之的关系),发现这居然和我们在工程手册上见到的数字完全吻合。所以说,非洲人是懂得应用这样的技术的。

我们在非洲发现的从算法上来说最复杂的分形不是见于大型几何形状的建筑,而是在Bamana的沙祭。这样的沙祭事实上在非洲大陆都能见到。不管在东岸还是西岸,都能见到这样的沙祭遗迹,并且上面的标记都保存完好,每一个标记都有四个字节,当地人在沙滩上随意的画几条线,然后数一数一共有多少线条,假如是奇数,就放一根木棍,假如是偶数,就放两根木棍。他们这种占卜的过程是如此快,我还为来得及看懂,他们的占卜已经完成,因为这样的动作他们只会重复4次。至于其余的12个标记又是哪里来的,我就一无所知了。对此他们守口如瓶。后来我说,“那好,我给你钱,你把秘密告诉我。我可以每天都给你送上金钱。”可他们说,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宗教问题。

最后,我实在是气急败坏,于是跟他们谈起康托,还讲到我来非洲的原因。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康托的集合时,感到非常兴奋,其中一位表示愿意帮我解开这样的谜 团。于是他带我参加Bamana的祭祀仪式,开始时他在那摇头摆脑,而我仅仅对于数学的东西感兴趣。但是,我也得像他那样,在床的隔壁放上科拉螺母 (kola nut),并且是要埋在沙子里,此外还要向七位麻风病人纳贡七个硬币。最后,他终于说出了里头的秘密。那事实上是基于定命的一个随机的数字产生器。你手上有一个4字节的标记,就和另一个并排放在一起。因此,偶数加奇数得奇数,奇数加偶数得奇数。偶数加偶数得偶数。奇数加奇数亦得偶数。其实这就是以2为模的加法,就跟我们用的计算机里头发生的奇偶位检查一样。然后你取出标签,再把它们放回去,就可得到一个自我复制的标志,他们实际上运用的是确定性混沌的原理 (deterministic chaos)。同时由于这是一种二进制的数码,你还可以直接应用到硬件之上——运用在非洲的工程学院里头,这将会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教学工具!

而我发现最有趣的还是其历史。12世纪的时候,Hugo Santalia把这一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习俗带回西班牙,后来在炼金术师的团体里开始流行,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占卜。这是1390年上呈给里查二世的一副 占卜用的图画。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题为De Combinatoria的论文里就讲到风水的问题。他的文章写道,“与其用一和二,我们倒不如用一和零,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按2的数幂来计算。”岂不是吗?1和0,恰恰是能够组成二进制的两个字节。布尔(George Boole)将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加以发展,就产生了布尔代数,而冯·诺伊曼基于布尔代数则发明了数字计算机。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PDA、手提电脑以至世界上的每一条数字光缆,皆源自非洲。我听Brian Eno说非洲没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我想,也许是Brian拥有的关于非洲的知识还不够吧。

最后我想简单的讲一下这些东西的应用。只要你登陆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亲身体验所有这些美妙的分形艺术。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旗下的“拓展计算机应用”项目最近给予我们一项资助,让我们开发出一种可编程的分形工具。我们估计,三年后,人人都有可能登陆我们的网站,创造出自己的分形作品。我们在北美的推广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学生,还有美洲土著和拉丁裔人口。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使用这一软件的孩子比没有使用这一软件的孩子数学上进步更快。我们的推广是成功的,借此我们告诉孩子他们有这样的传统,而不仅仅是通常的唱歌跳舞。我们在加纳也开展试验项目,还只是小 规模的试验,要等待当地孩子的反应。我们对这一项目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还与设计界的朋友合作。图片上那个是我的同事Kelly,他是一位设计师,他给分形建筑分布较广的村落设计的邮政服务就带有分形的特征。哥伦比亚大学 的Bernard Tschumi为一间非洲艺术主题博物馆作的设计亦采用了分形的艺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avid Hughes还写过一篇非洲建筑引论,里头就谈到分形。

最后,我想指出,这样的分形的思想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的,也存在于Google的搜索引擎当中。事实上,Google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互联网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存在。此外,在可持续研究、企业成长、民主的伦理力量等方面都能觅得分形的足迹。同样,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中,也能见到分形的踪影。艾滋病蔓延得那么快,是因为它的传播遵循的是分形的规律。而资本主义呢?它不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吗?不要忘记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自我管理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看待传统的非洲人处理分形的方法,他们懂得很复杂的算法,他们那样做不会给自己或别人带来坏的结果。因此,假如我们想改善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只要到非洲来就能找到最好的答案。

谢谢大家。

培养非洲复兴的领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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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座诸位一样,我也希望能够为非洲的复兴做点什么。我认为,非洲要实现转变,最根本的在于领导能力。因此,我确信,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方式将对我们这块大陆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需要有受过合格教育的领航者

我想先讲一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恰恰反映出我的想法。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今年她到加纳去做志愿护士。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得出了一个关于非洲大陆之领导能力的判断——我用了十年时间才得到那样的体会。在医院里,她经历了两次的断电事件,那两次她都在给病人做手术,但紧急供电设施无法开启。手术室里没有哪怕是一根手电,一只灯笼,甚至连蜡烛都没有,周围漆黑一片,而病人已经被开腹。第一次是一位母亲生孩子,不过好在那次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了下来,母婴相安无事。而第二次手术时,她们给病人打了麻药,断电后病人感到极端痛苦。他在声嘶力竭的喊叫,他在祈祷。大家想象一下:那时黑乎乎的一片,她们连一根蜡烛或一支手电都没办法找到。那家医院本来是有钱买这些东西的,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大家想想,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还有一次,我的那位朋友眼睁睁的看着一位病人死去,因为医院不愿意向病人供给氧气,尽管他们不乏这东西。三个月以后,就在她即将返回美国前几天,加纳首都阿克拉的护士们上街抗议。她对参与抗议的人士说,你们不如趁此机会把所有人都炒掉,然后从头开始吧。

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关于领导能力方面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要知道,该国卫生部官员、那所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是加纳国内5%获得 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是社会的领航人,他们所作的决定,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一旦这些人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整个国家都会限于困 境。

所以,今天我所讲的领导能力不是指政治家的领导,而是指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是社会的守护者。律师、法官、医生、警察、工程师、公务员,他们都是我们的社会的领航者。我们需要有受过合格教育的领航者。

我生长在加纳,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感受到领导能力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意义。那时,加纳刚刚发生军事政变,街上满是士兵。一天,我去机场接我父亲。当我从一个杂草丛生的斜坡走向候机楼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一大堆人正在斜坡上来回的跑动。有两个操着AK47步枪的士兵拦住了我,他们要我也那么做。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当时我走的那条路是一条禁行道。要是我的同学知道我这么疯疯癫癫的在一条斜坡上来回的跑,他们会怎么想?我尤其担心那班女生会怎么想。那时年少气壮,我决定和那两个士兵论理。我那天非常幸运,因为恰恰这时候有一位加纳空军的飞行员降到此地,两位士兵看到他的衣着,马上向他行礼,并且解释说他们仅仅是在执行命令。他问明白事情的缘由之后,向他的上级报告,上级马上下令停止这一愚蠢的行为。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教训?对我来说,我意识到,第一,领导能力是极为重要的,那些士兵不过是执行命令!第二,我懂得了勇气的重要,面对银光闪闪的机关枪,莫可表现得太怯弱。第三,有些时候心里想一想女孩子也是有好处的。(观众笑声)

微软的年盈利超过加纳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几年后,我考到奖学金,来到美国Swarthmore College上大学。那对我而言,简直就是眼界为之一开的大事。Swarthmore的老师不会要求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要我们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学会分析,学会关心社会问题。我在经济学的课程上取得很好的成绩,不过我学到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加纳国内的经济决策人士所制订的经济政策都是非常糟糕的,几乎把整个国家拖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不也证明了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吗?可是,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我才真正深入的理解领导能力的含义。

我去了微软工作。当时我被安排在一个思维团队里,那个团队的任务是制造出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软件。我被那个团队深深的吸引住了。我开始懂得,原来我在 Swarthmore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面对复杂问题,要积极寻求解决良方,要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最能给人予力量的事情。我还在微软的时候,微软的年盈利就已经超过了加纳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此后的日子里,两者间的差距只是在不断扩大。我曾多次讲过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微软有大量的勤奋工作、坚韧不拔、富于创意的员工。

插图1

不过,我认为应该还会有一些别的因素阻碍了加纳经济的成长,比如自由的市场经济、法治、基础设施。这些东西是要靠相关的机构来建设,这些机构要由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来掌管。这样的领导能力可不是天生的,必须得有人教。

我还在微软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洲对于我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我懂得,非洲的未来对于非洲人民以及他们的儿孙都会有重要的意义。而世界的未来也将取决于非洲大陆的成长——至少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是这样的图景。

也是在我经历我的“中年危机”的时期,非洲大陆多处地方都限于动荡不安。索马里陷入无政府主义,卢旺达正在经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感到美国不是我的天堂,我不可以就这么悠闲的坐在西雅图的办公室工作,抚养儿女,并感到怡然自得。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蜜罐里成长。

我决定从教育入手

于是我决定要参与其中。我回到了加纳,跟当地很多人交谈,以获得更透彻的关于非洲现实的了解。有三样东西令我感受最深:腐败、机构之不作为、无能的领导。这都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顽疾,人们甚至还劝我不要插手这样的事务。可是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样无能的领导是哪里来的?加纳培养出来这些缺德的、无能的领导,又说明什么?于是我去到学校进行考察。发现那里的教学还是老一套的模式:学生要死记很多东西,并且学校很少教人以道德,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一个加纳的大学毕业生刻在心底的不是责任,而是个人的荣誉感——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

于是我决定从教育入手。我懂得,每一个社会对于其领航者的培养必然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加纳却对此不着笔墨——事实上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是如此。

这就是我决定投身非洲教育事业的原因。我希望能在非洲大陆的每一个国家都能见到文科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的踪影。要是我们真正实现了那样的蓝图,我们必将看到伟大的变化。Ashesi大学的目标即是培养新一代的有道德、有魄力的未来非洲的领航人。我们要培养出一班正直诚实、勇于面对复杂的难题,并能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的领航人。

Ashesi 大学
插图2,Ashesi 大学

我也承认,有些事情粗看上去似乎是比登天还难,可是我们得对我们的学生有信心,假如我们能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让他们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中来——我们是有可能见到奇迹的。

我开始学会思考了

我们的学校开学才一个月,我收到了一位学生的信,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我开始学会思考了。”信没有署名,只是在落款处写上“谢谢”。这是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语,可是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知道那位年轻人在这里学到了东西,而能够分享到他的喜悦,也使得我倍感欣慰。“我开始学会思考了!”

今年,我们给学生提出一个挑战,让他们制订学校的纪律准则。于是校园里炸开了锅,学生都在讨论是否该订出一个这样的纪律准则,假如真的有需要,这样的准则当包含怎样的内容。一位女生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久久的温暖了我的心房:“我们能否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在她的眼里,由学生自行制订纪律准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看,这不是很美吗?虽然我们不可能达到完美,但是,假如我们以完美为目标,则我们就有可能达至卓越。现在,我还不清楚那纪律准则是否最终会得以生成。但是,在校园里兴起的关于一个完美社会的讨论,则让我看出了无限的希望。

Ashesi大学的每一位学生在毕业前都会参与一次以上的社会服务,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这样的社会实践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们第一次明白了“ 领导”一语的本质含义,即服务大众。此外,去年,Ashesi大学的学生选举一位女生担任学生会的主席,这是加纳历史上第一次有女生当选学生会主席。她的当选自然体现出她的个人能力,也映射出一种正在校园里孕育起来的健康的文化,还有一种新的观念正在学生中间形成——她是以75%的高票当选的。这一件事给予我很大的希望。而事实上,非洲的大企业也非常看好我们的学生。现在已经有两届学生毕业走出校园,他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企业界给予我们的反馈是正面的。 他们说,他们最欣赏我们的毕业生的那种工作上的职业感,那种热情、坚持不懈的韧性,以及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回顾过去五年,我也经常感觉前路漫漫,莫知所向。而我们的校园里所发生的这一切给我以希望,让我看到了成功的曙光。我相信,那些今日的、以及正在成长中的 非洲大陆的领航者,他们对于这块大陆的复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这个时代赋予了非洲绝佳的机会——历史上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我相信,随着市场经济以及民主的推进,我们现在有可能用一代人的努力,去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不过前提是我们有一班富于领导才干的建设者,我相信,我们怎么培养这些领航者将对我们社会的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

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图片:

题图左图:来自Flickr上Patrick Awuah的照片,由Wa-J上传于2009年2月4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题图右图:来自Flickr,由lumaxart上传于2007年12月26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插图2:来自Flickr,由billbi上传于2007年5月21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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