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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西弗斯: 如何领导一场运动

在三分钟的时间里, 独立音乐销售网站CDBaby及国际音乐人助理服务公司Muckwork的创始人 Derek Sivers(德雷克•西弗斯)通过一段简短的视频告诉我们如何领导一场运动。德雷克认为,运动的发起人和第一个追随者缺一不可。正是第一个追随者将一个孤独的光杆司令变成了领导。而想要发起一场运动,你要有勇气去追随其他人, 并告诉更多的人如何追随。

撰稿人介绍:
马凯泽

毕业于广东外国语大学,了解宗教,尤其是佛教、基督教,也关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他喜欢音乐、电影,武术、瑜珈、舞蹈等肢体艺术。2009年12月5日他参加TEDxGuangzhou时,深受演讲人朱平提到“志者筑之,应者趋之”的口号所感染,继而作为自由撰稿人加入了TEDtoChina。

德雷克•西弗斯(Derek Sivers)从1987年开始成为职业音乐人。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创建了CD BABY。那时他正在自己的网站上卖自己的唱片,朋友们问他能否帮他们卖唱片。他答应了下来,之后CD BABY 就成为了最大的独立音乐唱片销售网站。销售额超一亿美元,有超过十五万人的支持群体。

2008年,德雷克把网站出售,聚精会神从事其他有利于音乐人的事业,包括他创建的MUCKWORK公司,由一个高效率的团队帮助音乐人做日常的杂事。他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来减少生活对于有创意的人的拖累及困扰。

他在TED大会上跟听众分享了有关领导力以及如何开展运动的话题。广义上来说,他所创建的两项实体都是运动,一个是在线销售独立音乐人唱片运动,另一个是创意精英高效运动。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在领导力和运动这个话题上他没有发言权。

演讲中,他为我们展示了一段不到三分钟的视频,但是从中能学到的经验却能让我们一生受益。视频里面,一开始,一个赤膊男孩一个人在跳舞,慢慢有其他人跟随着跳舞,到后来周围的人都加入到跳舞的行列中去。

他用这个视频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要有胆量站出来,不怕被人讥笑。另外,他所做的事情要很容易被效仿。

他的第一个追随者会起到关键作用。这个追随者将告诉其他人如何来效仿。这时,一开始发起运动的那个人要怎么做呢?

如果他具备一个领导者的素质的话,他会欢迎他的第一个追随者,就像对待自己一样。 当有了追随者以后,谁是领导人不再重要; 发起运动就是他们,是他们两个人共同作用的。

而第一个追随者还会号召他的朋友们来参与。实际上,第一个追随者是领导形式被低估的一部分。 是的,要发起一场运动,得有人有勇气第一个站出来行动。 但是,将使一个孤独的怪人转变为一个领导者的是第一个追随者。

有了第二个追随者后,就不只是一个孤独怪人、两个孤独怪人了。 三人成群,这就成了新闻。 这告诉我们,运动必须是公开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 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要让领导者站出来,更要让人们看到追随者们, 因为你会发现新的追随者是模仿追随者们,而不是模仿领导者。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时候是形成了一场运动的转折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风险就越来越小。原先那些在旁观望的,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参与进来。虽然即使他们不参与进来,他们也不会被嘲笑,但是他们急于参与到这群体运动中来。到最后所有人都会参与进这人群,因为他们如果不来参加这场运动,他们反而会被嘲笑,运动就是这么形成的。

总体上说,如果你有领导的表现欲,就像第一个独自起舞的赤膊男孩,记住要对最初追随你的人一视同仁, 那么这样才能形成运动,而不是你自己的个人秀。

平时,我们会过度美化领导。是的,赤膊男孩是发起者,他得到了所有关注及肯定,但正是第一个追随者才使一个孤独怪人变成一个领导者。 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应该成为领导者时, 这的确行不通。

假如你真正想要发起一场运动,你要有勇气去追随其他人, 并告诉更多的人如何追随。当你发现一个孤独的怪人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你得有勇气去成为他的第一个追随者,支持他并参与进去。TED不正是这样一个舞台吗?

相关链接:

ItalyTalgam: 指挥家与领导艺术

Elaine Jing Zhao(赵婧)
Tuesday@TEDtoChina专栏主持人,TED译者

赵婧 (Elaine Jing Zhao)目前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创意产业与创新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关注新媒体和用户开放式创新及其在社会、文化和商业上的影响。此前,她曾服务于诺基亚创新业务部。她热爱阅读、语言、音乐、旅行、心理学,并希望将她所受到的启发和感动与更多的朋友分享。

联络方式:Tuesday at TEDtoChina do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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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普·柯利:计算让生命有意义的事情


切普·柯利(Chip Conley)创造了“快乐旅馆”——让员工、顾客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并出书推广这一理念。今天他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带去了一些新的思考,他认为出色的商业,政坛领袖应该将目光聚焦于那些能让生命充满意义的无形价值上。

撰稿人介绍
庄庆鸿
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居北京,熟悉媒体话题,关注社会公益与教育,相信这样的话:如今这个世道,不要说是改变社会,就连影响身边的一个朋友都很难,但我们仍仰望同一片天空,不断追寻和平、光明和温暖。

在21世纪,我们需要去看的和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去想的,是回到我们在学校的日子,我们学会了怎么算术。而现在,到了我们该想一想“计算什么”的时候。因为我们真正在心里计算着的,是真正对我们生活有意义的。让我先告诉你一个小故事。

这个人叫Van Quach。她1986年从越南来到美国。她把名字改成了维维安,因为她想融入美国。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旧金山市区的汽车旅馆做服务员。而我买下那间旅馆,是在维维安在那工作三个月后。我们此后在一起工作了23年。我那时26岁,有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在1987年开设了我自己的公司,叫做“Joie de Vivre”(法文),很不好念。这个名字是源于我想创造生活中的快乐。而我买下的这第一个汽车旅馆,那时是一个“钟点付费”、“隐秘的”旅馆。(全场笑)当我和维维安谈话时,我发现她在生活中自有一套“快乐”(Joie de Vivre)的理念。这让我产生了好奇和疑问:怎么有人以清洁厕所为生,还能够真正找到快乐?

后来我发现,她并不是从清洁厕所中找快乐,她的工作、目标和追求,不是成为世界上最牛的厕所清洁工,对她真正有意义的是她和同事、客人们之间产生的情感纽带。给她带来动力和意义的是,她正在关心照顾别人,照顾那些离家很远的人们。因为维维安了解,离家千万里是什么感觉。这很像我人生的一课。

二十多年维维安带给我的感动在后来的的经济大萧条中给了我力量,在网络泡沫破裂和911后,旧金山的港口旅馆经历了美国旅馆史上最大比例的缩水。我们是那一带运营得最大的旅馆,因此也特别脆弱。也是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开始不再吃法国炸鸡,我们开始抵制一切法国制品,于是我的法文名旅馆开始收到来自阿拉巴马州等一些地方的来信,威胁说他们将抵制我的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家法国公司。于是我给他们回信说:“等一等!我们不是法国公司,我们是美国的,总部在旧金山。”然后我就得到了个简洁的回答:“哦,那更差劲。”(全场大笑)

有一天我感到很低落,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joie de vivre”。我就去了公司外转角处那家书店里,走到商务书区,想找到一个商业妙招解决我的悲剧。但鉴于我大脑已经处于不转的绝望状态,我很快就转到了“心理自助”区。然后我得到了亚伯拉汉·马斯洛的“五层阶梯需求”学说。我在大学里上过心理课,学过这家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这一说。但是当我坐在那四个小时,整个下午读马斯洛,我发现了许多组织的领导者身上的一个共通点。在商业中最简单、而又最经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都只是普通人。不管你在商业场上是什么角色,每个人都依然有“阶梯式的”需求。因此我发现,马斯洛后期试图把这一学说从个人移用于集体、组织,特别是商业。但他在1970年就英年早逝了。所以我发现我在网站浪潮中能做的就是,引进、推广马斯洛学说。

因此几年以前,我将那个经典的“五层需求”金字塔,变为了“转移需求”三层金字塔:生存、成功、自我实现。这不是只作用于商业,它作用于人生。我们试问自己:如何让我们的重要员工、顾客去实现这个最高层的自我实现需求?然后我发现,它无可度量。没有什么东西能告诉我,我们是否做对了。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有什么比较模糊的指标可以度量我们员工对价值的感受、顾客和我们的感情指数?

比如我们开始问员工:你们是否理解公司的理念目标?是否真的相信它?是否愿意传播它?是否觉得你的工作真的对它有影响?

比如我们开始问顾客:在以下7种选项中,你是否有感觉到和我们的情感联系?在这过程中,当金字塔的级别不断升高,我们发现创造出了更多忠实的顾客。我们顾客的忠诚度像火箭一飞冲天,我们员工的辞职率降到了行业均值的1/3。在五年的网站浪潮中,我们的公司扩张到了三倍。当我问其他老板怎么度过那段时期,他们总是反复告诉我: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计算的。而“能计算”的都是金字塔底部的有形事物,他们忽视了金字塔更高层的无形事物。于是我问:如何能让这些领队者们去注视那些无形的?因为否则我们将错过金字塔顶部所有重要的东西。


TED.com:Chip Conley: Measuring what makes life worthwhile

我做了一个调查:全世界94%的商业领袖,相信无形的事物在商业中举足轻重。比如知识产权、企业文化、员工忠诚度。但是同样的,只有5%的领袖知道如何去计算这些无形之物。爱因斯坦曾说:“不是所有可计算的事物重要,不是所有重要的事物能被计算。”我可不想跟爱因斯坦争论。那么难道我们只能深陷在庸庸碌碌,计算平凡的现实中吗?什么真正重要,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此我卸下了CEO的头衔,飞到喜马拉雅山度过了一周。一个多少世纪都笼罩在谜团中的地方,有人也叫那里香格里拉——我去了不丹。从金字塔的底部一下到了顶部。在1972年时,不丹刚登基的国王是个好奇心重的十几岁孩子。他17岁那年,开始问那些不谙世事的人才会提的问题。比如一次去印度,他在旅途上问一个印度人,不丹的GDP有多大。然后他自己作答说:“我们为什么要对国内净产值这么关心和失望?为什么不多关心下国内净幸福值?”

不丹王的话,让我们从本质上开始去思考对成功的另一种定义——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内净幸福指数)。世界上大多数领袖不关心这个,偶有关注的则认为这只是一种“不丹经济”。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这是从美国建国的200年以来,头一次有另一个领袖提出了“要从政府层面,去重视、衡量不可见的幸福”。第一次是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在他接下来执政的30年间,不丹国王开始衡量国内人民的幸福指数。他把国家从专制君主制国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没有流血和政变,过去两年中,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民主。我接触了这个GNH政府成员,逐渐真正理解了他们所做的。我和总理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了一个鲁莽的问题:“你怎能真的创造、计算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幸福呢?”总理很智慧,他回答道:“是这样的,不丹的目标不是创造出幸福,我们只是创造幸福可以发生的环境。或者说,我们只是在创造幸福的栖息地。”我想,哦,这倒很有趣。然后他介绍他们有一套科学方法来衡量幸福:四个终极支柱、九项关键指针、72个不同的度量指标。其中一个关键指针是:“不丹人民觉得自己每天过的怎么样?”这是个好问题,你不妨问问自己。“时间”是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而那无形的微小信息量并不对GDP计算起作用。

当我在不丹度过一周,我开始设想一个幸福的“感性方程式”。它来源于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书,作者是Rabbi Hyman Schachtel。在1954年,他写了《生活之真愉悦》(The Real Enjoyment of Living)。他说:“幸福不是拥有你想要的,而是想要你所拥有的。”我认为不丹人的幸福感=“拥有你想要的”除以“想要你所拥有的”。满足感。他们不像我们,一直在欲望的跑步机上奔跑,盯紧那些我们还没拥有的。他们的宗教、隔离、对文化的深深敬畏,GNH政府的计算准则,都在培育着满足感。在场的有多少人,把时间更多用在这个方程式的后半边上?我们是一个“大屁股”(bottom-heavy)文化,在多种意义上。(全场笑)

西方国家的现实是,我们的确总是关注追寻幸福,就好像幸福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出去”追寻的东西,或者许多个东西。查查字典,你就会发现“追寻”被定义为“带着敌意追踪”。我们是带着敌意追求幸福的吗?先让我们回到不丹,实际上不丹被夹在全世界38%的人口的两个大国之间,这个小国家,能不能像整个汽车里小小的火花塞一样,真正影响到中国和印度广大的中产阶层人群?实际上,不丹正在做的是终极的探索,关于什么是“活得好”的全球通货。全世界现在有40个国家正在探索他们自己的GNH。在去年秋天,法国的尼古拉斯·萨科奇宣布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研究18个月的一项成果:针对法国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萨科奇呼吁各国领导人不应只短视地关注GDP,而多关注下法国人所谓的“Joie de Vivre”主题。我爱它!多好的机会。(全场笑)
就在三天前的TED会场,未来可能的英国首相,引用了我一直以来深为喜爱的肯尼迪总统1968年的一次演讲。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指出我们一直短视、GDP是指引错了方向。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上升的势头。

我把肯尼迪演讲概括成了一个易懂的图表:GDP意味着:大气污染,红杉砍伐;而它不意味着:我们孩子的健康、我们官员的廉洁。当你看着这两行对比,你难道不觉得是时候了,是时候我们该重新定义一下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事物了?!(全场鼓掌)

当然,罗伯特·肯尼迪在演讲的最后说,“GDP意味着短期内的一切,除了让生命变得值得之外的一切。”那么我们该做什么?

让我举例一个,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在这个世纪里可以做的。为什么2010年我们在美国做人口普查?——为了问10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100亿美元,而这10个问题都是可见的:你住在哪?和几个人住?是否拥有住房?都是关于这些。我们没有问那些有意义的问题,那些无形的问题。

马斯洛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只是你通常不知道是他说的:“如果你唯一拥有的工具是一把榔头,什么东西都会越看越像是个钉子。”我们过去是被我们自己的工具所愚弄了。请原谅这个表述。(全场笑)GDP曾是我们的“榔头”,而我们的“钉子”就是19到20世纪工业现代化的成功。现在,全世界64%的GDP已经转移到了无形的工业——第三产业,也就是我所在的服务业。只有36%的产值仍在有形的农业和制造工业上。因此,也许现在正是我们该换一个更大的工具箱的时候了!我们也许该换一个工具箱,它不只简单计算那些有形事物的,而是算上我们最珍视的无形事物。

也许我是一个好奇的CEO,我也对经济学好奇。我发现经济学家总是把所有事情都用投入和产出的有形单位计算,就好像每个单位都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并不相同。比如商业领袖,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可以通过创造能满足员工的环境,影响投入的单位。比如在维维安的身上,她投入的单位,不是有形的那几个工作小时,而是她每个小时工作创造的无形的“改变”。出示照片)这是戴夫·阿瑞戴尔,维维安旅馆的一位长期客人。过去20年,他在那里住了100次,这个忠诚度来自于维维安和同事们和他的情感纽带。他们给戴夫创造了一个幸福的“栖息地”。他告诉我,他总是可以依靠维维安他们,他们让他感觉就像在自己家。

商业领袖和咨询师们为什么总是看不到,给员工创造一个无形的幸福环境,就是给自己带来有形的商业盈利?我们不需要在“有激情的员工”和“客观的利润”之间做选择,它们是统一的,我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前者通常还可以促进后者。因此,世界需要什么?在我看来,需要的是知道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商业领袖、政坛领袖。我们计算数字,我们依靠人群,而真正有意义的是我们把这些数字,真正用来谋福于人群。我的老师,是一位汽车旅馆服务员,和一位国王。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计算什么?你心里真正计算的,会成为你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无论是你的事业上,还是人生中。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相关链接:
斯瑞库马·拉奥:将幸福嵌入你的内心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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