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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谈一下我的个人经历。1960年代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学生，那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同时个人意识也在觉醒，大家都带有一股理想主义的情怀。那时，越南正出于酣战，我们国内的民权运动也在蓬勃的发展。那时，每当我看到照片，都会感到深受震撼。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家给我们讲述的他们的宏大叙事，而摄影师则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故事。而包括我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更愿意相信摄影师的故事。他们的照片激起了反对越战的市民游行，也激起了人们废除种族主义的呼声。摄影师不但记录了历史，他们还改变了历史运行的轨迹。他们的照片成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认同，这样的集体认同慢慢的演变为集体良心，此时，改变不但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意识到，摄影师们通过照片为大众带来的信息也会慢慢的渗透到政治决策的中心，并且影响政治决策。他们的照片可以促使理性的决策的形成，又或者是成为成功的助推剂。在无能的政治决策或政治不作为(political inaction)面前，照片成为一种干预的手段，它不但记录了这样的不作为所带来的恶果，还促使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作为。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记录，可能由于身处他乡，我们只能感觉到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或者是宏伟的存在。而那发生在市井的事情，虽然远离庙堂，却是真实发生在一个个的生命之上的。我意识到作为战时摄影师，我们有义务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读世界。摄影师通过照片，为那些本来没有办法发声的草芥市民创造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同样，照片还能勾起市民的议论，民众的意见也能影响到当局的决策，继而避免了为政者的一意孤行。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我深深的意识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一个自由、有活力的社会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媒体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因此它要延续下去的话，就得将自身建设成为一种成功的商业。但是，在市场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点。社会问题唯有通过媒体的曝光才有可能获得解决。更进一步讲，媒体行业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而这样的服务同时也是一种察觉(awareness)。并不是每一个新闻故事都是为了卖出去的，我们也有给予的时刻。这正是我想追随的记者的道路。当我亲眼目睹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我意识到战地摄影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寻找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决定要以摄影师作为我的职业，唯有这 样，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而我本能的意识到，发自战地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反战的宣言。

接下来我想把我过去二十五年的摄影经历通过图片的展示与大家分享一下。1981年，我去了北爱尔兰，在那里，我看到了监狱里有九位囚犯正在绝食，抗议监狱给予他们的恶劣对待。街上则出现了暴力冲突。我体会到，当代战争的最前沿并不在战场的前线，而是在人们的家门口。

1980年代，我在中美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当地正在发生内战，那是冷战意识形态冲突遗留的产物。在危地马拉，那里的中央政府由一个欧洲血统的寡头所掌控，他们对土著反对派的武装起义采取了“焦土”政策。大家看到的这辆位于Managua市的公园里的坦克于是成为了一个标志，图片上的那个小孩则以他的稚气和勇气给我们叙述了另一个故事。与此同时，在萨尔瓦多，内战的炮火也在响起，受害的又是普通的百姓。

自1981开始，我就参与巴以冲突的报道。图上看到的是战斗中的场面，那时，人们还是用石头和砖块对抗军队的机关枪。2001年，冲突升级，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首当其冲。由于双方缺乏诚意，因此各种政治伎俩的交锋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更多的仇恨、复仇、猜疑以及绵延不断的冲突。

19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前南斯拉夫国内出现了各民族间的冲突，内战燃起，波斯尼亚民族、克罗地亚民族和塞尔维亚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图上的战斗场面发生在Mastra的街头，邻居成了敌人。朝夕相濡以沫的生命之床，在那一刻，也成为了战场的一部分。这个位于波斯尼亚北部的清真寺被炮弹击中，并改作临时的战壕。一场战役结束以后，死去的塞尔维亚士兵被收拾起来，用来交换波斯尼亚俘虏或波族死去的士兵。

就在同一个时期，曼德拉被释放，南非的黑人书写了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一页。作为一位摄影师，我学会了怎么去对待我的愤怒，我要把那样的愤怒化为我的力 量，让它成为扫除我眼前之迷雾的良药，而不是相反。在Transkair，我目睹了当地人为一个男孩做的成人礼。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习俗，由这一侧面我也 看出南非政局的变更。

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我则看到了饥荒。在索马里，中央政府垮台了，部族派系间的战斗随即燃起。农民被逐出田地，庄稼和牲畜则被偷走。饥饿被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很原始，却极为有效。数以万计的民众就是这样子痛苦的死去。国际社会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后，捐出了大笔的援助款，使得更多的生命能够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美国的军队原本是被派到那里援助灾民安置的，却不自觉的卷入战争中去，在Mogadishu之役后，美国大兵也撤走了。

在苏丹南部，另一场内战正在发生，饥饿又一次成为了种族灭绝的武器。在联合国的带领之下，国际社会又一次发起支援行动，使数千条生命获得拯救。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要让我的誓言(testimony)变得诚实，不带掩饰。此外，我还希望能做得到掷地有声，对于每一位我的拍摄对象做得到公正客观。

图上的那个男人住在一个国际NGO的援助营里，他一无所有，仅仅依靠NGO的救济维系着生命。可是，他却依然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一切。他没有放弃——而假如他不言放弃，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怎么能轻言放弃？

1994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报道南非的大选，并且亲眼目睹了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那是我见过的最让我振奋的一件事。它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最大可能。隔日我去了卢旺达，那简直就如同搭乘直达快车，驶向地狱。

这个男人刚刚从胡图族的死亡营里被救出，他坚持要求我给他拍个照。还有意把他的脸扭向光亮的地方，似乎要让我看得更清晰。我想他的心里肯定很清楚他脸上的伤疤能给世界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而此次，也许是因为发生在索马里的战争转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对于卢旺达的大屠杀，国际社会保持缄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约八十万人被杀，刽子手就是他们的同胞，有时甚至就是他们的邻居，他们用的武器则是最原始的农具。

也许是国际社会最终认识到了自身在过往的冲突中的不作为，当塞尔维亚人向科索沃人开战时，国际社会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北约的部队介入调停，塞尔维亚军队撤出。但是阿尔巴尼亚人却惨遭屠杀，田园荒弃，大量的难民被迫流离失所。他们住进了国际NGO在阿尔巴尼亚和Mesidonia建立的难民营。

一个男人在屋子里被活活烧死，就留下了这个烙印。这张照片使我想到古老的岩穴绘画，它映照出我们的心灵，在很多方面，它依然还是跟原始人有诸多的共通之处。

1995－1996年，我来到车臣境内，报道了第一次车臣战争。这是一位车臣的士兵。当时俄罗斯军队对车臣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轰炸，无数困守的车臣平民被无辜的了结了生命。这是一位孤儿，他正在战争的前线徘徊。

近些年，我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战争延伸至社会问题。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以后，我去了罗马尼亚，并且在那见到了“古拉格”孩子。数千名的孩童被囚禁在像中世纪那样的幽室里，齐奥塞斯库当年下了一道禁令，规定每一个家庭可以生育小孩的个数——把女人的身体变作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那些无能力由家庭供养的孩子被送进国家设立的孤儿院，那些出生的时候有缺陷的就被贴上“不可药救“的标签，被丢到缺乏人性的收容所里去。当媒体把这样的事情曝光以后，国际救援终于介入。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前东欧政权的统治，我去到了那里做了为期数个月的报道，发现那里的工业生产既没有顾及环境，也谈不上对工人以及市民健康的关切。这是一家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该厂排出大量的致癌废气，有四名工人因患癌症而告别了人世。

在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后，我去到这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记录那里的贫苦状况。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与这一户住在铁路边上的人家沟通，图片上的那个男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他的一条腿和一支胳膊。当这个报道刊出以后，许多人自愿的给予了捐款，人们还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帮助这户人家住进了郊外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也有了保障。这个故事并没有买给读者什么东西。记者不过是通过故事本身为人们的善心打开了一条管道，而我们的读者也很积极的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这是几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们来到雅加达，并住在火车站上。在八岁到十四岁这个阶段，他们变成了乞丐和瘾君子，由农村贫儿变成城市贫儿。他们只会在我们的视野里转瞬即逝。

这张拍于巴基斯坦的照片上看到的是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它不由让我想起贝克特的戏剧，一群被孤立的人，远离光明，在黑暗里苦苦等待。

Agent Orange是一种脱叶剂，在越战时期被南越的军队大量使用，他们希望以此来扫清北越军队的掩护。而Agent Orange的有效成分则是二恶英，那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物质，还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2000年起，我开始跟踪国际健康问题，先是做了一个关于非洲艾滋病的报道。我想给那些参与医疗护理的工作人员传递一个信息，即有了国际NGO和本地草根组织的帮助下，那里的艾滋病患者正在得到救济。而由于很多父母因患上艾滋病而死去，许多孩子成为了孤儿，他们的爷爷奶奶不得不要担当起父母的角色。还有不计其数的孩子生下来就带上了HIV病毒。

我的照片反映出了当地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因而给NGO的工作带来了方便。我和MSF组织（医生无疆界）来到刚果，我们那次是为了出版一本书，讲述一场被遗忘的战争——面对疾病的侵袭，却缺乏药物的救治。那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位营养不良的儿童，医生正在给他进行测量。

2004年秋季，我去了达尔富尔，这次我是专门前往那里进行新闻报道，但我也与MSF保持密切合作。但是，国际社会这一次还是没能对苏丹政府造成必要的压力，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这是MSF的一个工作营，那里收容了无家可归的难民。

我还做过一个以“犯罪与惩罚”为主题的报道。这些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囚犯双手被绑在柱子上，暴晒于烈日之下。那次拍摄经历使我想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平等问题以及所谓的机遇与选择到底是否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问题。

9·11撞机发生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没看到。可是等我抬头往窗外望的时候，双子塔的北楼已经出于熊熊火海。我也只是认为那不过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几分钟后，我再次往窗外望去，看到另一幢高楼也陷于火海，我知道我们已不自觉的卷入战争中了。

看着双子塔的遗骸，我心里想，从1981年起，我就一直都在做伊斯兰相关的新闻报道，不单是在中东，还在非洲、亚洲和欧洲。那时，我只是认为我是在报道一桩桩相互独立的事件，但是9·11事件使我幡然醒悟，原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在报道同样一件事，发生在纽约的袭击不过是其最新的宣示罢了。

这是位于由Alberto Cairo经营的一家康复机构，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因不慎踩到了地雷而致残。这是一个因踩到地雷而失去了左腿的男孩。

我经历过伊斯兰世界的深重的苦难，包括政治压迫、内战、外国入侵、贫穷和饥荒。我感到伊斯兰世界正在流泪，可为什么我们却不加以聆听？

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想到地面战场已经有很多记者在报道，于是就转向报道巴格达街头发生的小事。

炮弹击中了集市，这户人家失去了几位可爱的亲人。

美国士兵攻进巴格达之后第二天，一群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捉到了一名抢劫银行的小偷，当地的市民为此欢喜雀跃。可是这仅仅是短暂的欢喜而已。

多年来，什叶派教徒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祈祷。我看到那众多的信徒和他们发自内心的虔诚，内心深受震撼。一群男人走上街头，用刀砍在自己的身上，很明显，什叶派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派别，我们应当更多的了解他们，学会正确的与他们和睦相处。

去年，我报道了一支由伊拉克回到美国的伤兵。这是在直升飞机上的一次临时手术，医生正在给伤员敷上CPR。而由于前线医疗条件的改善，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伤员大多数都能活过来，这是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未曾出现过的。战争的标志性武器是IED，而伤员的标志性创伤则是“大腿严重致残”。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之后，这些伤员被转移到康复医院。他们求生的勇气会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我想象自己要是碰上了他们那样的际遇，都不知能否有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勇气。他们都是好人，却被绑在了一桩可耻的战役之上，战争的目的也令人产生狐疑。一天，有人提议说“不如咱们去外面划浪？”他们一致同意，不管自己以前有没有玩过划浪，都到海边划浪去了。

摄影师总是会走到人生体验的边缘，给人们展示出那一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他们还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因为他们认为你们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们相信你们的本能判断，相信你们的大度，相信你们关于对与错的判断，相信你们有一颗与他人同呼吸的心，相信你们不会接受某些不可接受的事实。

我的TED愿望：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诸多亟待发声的个体，我希望TED能够帮助我，让那些声音得以发出来，并希望在这个数字时代TED能帮助我找到一种创新的、激励人心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方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