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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技术改良甚至可以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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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系列演讲的主题是“发明的故事”,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最为感到自豪的一个项目,它对于整个社会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它能帮助我们走出儿童第一杀手的威胁——它不是水源污染而生的疾病、腹泻或营养不良——而是在室内烧饭时吸入过量的浓烟而导致呼吸道感染并引致死亡。你也许不敢相信,而我自己则感到非常吃惊,甚至是害怕。我们是否能够做出更好的炉子?或者更优的燃料?每一年全世界因此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万!昨天,Bill Joy 跟大家谈过碳纳米管,我今天就讲讲碳微型管——就是木炭。

这是海地(中美洲国家)农村的图像,那里有98%的地方都因过度砍伐树木而导致田地荒芜,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几年前,那里有一次大洪水,淹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就是因为山上没有植被涵养住雨水,雨季来临,雨水直接从山上流下来,就发生洪灾了。

其中一个导致林木被过度砍伐的原因是他们都要煮饭,并且需要木炭,所以就大量砍树,并由木材生成木炭。可不是说那里的人不知道这么做的环境代价,他们皆心知肚明,可是那里没有化石燃料,太阳能又不能满足他们特定的煮饭的方式的需要,所以常常会见到一家大小跑到林子里砍树,然后将其做成木炭。当然,很多人都想帮助他们寻找一种可替代的能源。四年前,我带着一班MIT 的学生来到海地,并且和 Peace Corps 组织的志愿者合作,他们在当地收集起废纸,然后将其压缩,并制成型煤,这样的东西可以用来当燃料用。但是他们做的装置效率极低,我们的学生来到以后就对其进行改良,并成功的将其工作效率提升到原本的三倍。学生们当然感到很自豪,于是把型煤带回MIT做测试,结果令人失望,因为那型煤根本就不能燃烧。

这 些是Peace Corps 的成绩,他们把政府部门用过的废纸从八百公里以外带到乡村里,虽说也是很好的资源再利用,但是……于是我们决定要寻找一种能在当地很容易获得的能源。图片上看到的是海地当地人做的制蔗糖的机器,他们把糖提取出来以后,剩下一种叫做bagas 的东西,那东西没有多大的营养价值,他们也不会拿来喂牲畜,只是搁在那里,过一段时间后就烧掉。于是我们想利用这些甘蔗渣,希望能废物利用,做成一种像木炭那样的高效的燃料。我和我的学生就在随后的几年里对此进行研究,并获得了成功。整个制作过程是这样的:把甘蔗渣放到废弃的桶里,加热,一段时间后盖上盖子,不要让氧气跑到桶里,再加热一段时间就能得到一种由碳构成的燃料。可问题是这样提取出来的燃料不能直接用于烧饭,因为它过于纯净,烧得太快了。我们就想办法将其变为型煤。刚好我们有一位来自加纳的学生,他记得在家里的时候,妈妈做过一款很稠的粥,那是因为她在粥里加了木薯根,而我们发现,在海地也有木薯——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种植,不过是各地的叫法不一而已。那是一种淀粉含量很高的植物,可以用来煮粥,也可以用来把型煤这种燃料包起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看这是“木炭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笑声),所以说我既是MIT 的老师,也是CIT (Charco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老师,这就是我们制得的型煤。

好了,让我们再去印度看看。

这是印度当地最常见的烧饭用的燃料,其实就是牛粪。用这样的东西来烧饭你真的会被薰倒,比海地那里的要可怕多了。而妇女和儿童往往又是最容易受感染的,因为她们通常就在炉子附近。我们就希望能在当地寻找一种像木炭那样的燃料。可惜那里没有甘蔗,也没有木薯,可是我们有别的办法。我们寻找当地可利用的生物材料,那里有芦苇秆,有水稻秆,可以烧制成型煤。至于印度的木薯?我们用的是一种当地人常用的植物来把型煤包起来。我们做了对比测试。

图上看到的是改良的木炭炉子与牛粪炉子。我们的装置更为清洁,也烧水也烧得更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再和木炭燃料做对比测试,我们发现这样的燃料不比木炭烧得持久,而且型煤燃烧的时候还会收缩起来,这样就导致能量的损耗。我们决定要对此进行改良,就把型煤带回MIT,通过实验探究施加怎样的压力才能使之成为更有效的能源。

而与此同时,我们在海地的合作伙伴也在努力的改良他们当地的装置,使之能够为更多农村地区的人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我们探索出一种轻便的压缩方式,可以使得做成的燃料比木炭烧得更久,更清洁。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要比你在海地市场上买到的木炭要便宜,单是在海地一地,每年有三千万棵树被砍伐。通过使用这种更为清洁便宜的能源,我们不但可以拯救那里的森林,每一年在市场上出售这一新型燃料还能获得两亿六千万美元的收入,这对于这个人口仅仅八百万,人均年收入低于四百美金的国家来说已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我们一直都在推进这一木炭项目。我有一位加州大学的朋友,他在做风险评估的研究,他比较燃烧木材与燃烧木炭的差别,发现燃烧木炭的话,每一年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把一百万人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可是以前要烧木炭的话只能是砍树,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弃置的植物来获得能源。

上个月我刚去了加纳一趟,那里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兴奋。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是由玉米棒子做成的木炭,它不需人工制作,非常容易获得。这是我的“一百美元电脑”项目。在印度的木炭项目中,你还得告诉人们怎么去制作型煤,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不需经过制作型煤的环节,直接就能用来烧饭。看,这就是我自认为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可能你们有人会觉得不过如此,但我确实非常自豪。 Robert Wright 昨天讲过一个“非零和游戏”的理论,我们的木炭项目不仅给当地带来健康以及环境上的好处,而且还伴随有经济上的好处。人们用自家的弃置植物就能做成燃料,由此而节约了燃料的支出,他们甚至还能把自己做成的清洁燃料拿到市场上卖,获得额外的收入。看,你们曾听说过几个此类的健康和经济、或环境与经济双赢的项目吗?我对于这个项目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就必须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注意,我不是说我们这些生活得体面的人的生存状况。我指的是生活在贫穷地区的人们,那里的妇女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研磨做菜的谷物,那里所谓的高级建筑材料是指手工制作的水泥砖瓦屋顶,即使你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一个月还是仅能赚个六十美金,妇女和孩子每一年花在提水上的时间为四千万小时,打个比喻就是加州所有的劳动人口一连工作三百六十五天全部工作时间都用来提水。又比方说,假如我们现在是在印度,在这个会堂里只有三个人拥有汽车,假如这里是阿富汗,这里只有一个人懂得上网,要是这里是赞比亚,这里会有三百个农民,三分之一的人会感染艾滋病,半数以上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将低于一美元……这些是我们要应对的问题,我们培养我们明天的设计师、工程师、企业家,要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有 几个问题我认为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一是促进小额贷款的发展。这样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就有可能找到脱贫的办法,而不是继续干制陶器、织篮子等活计。我们有许多新的科技新的产品是可以小规模生产的,他们可以做这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当发展新技术,让农民有可能提升自家的农作物的附加值。还有,我们的发展战略也要作出调整,不要再搞什么脱贫速成班,鼓吹什么走出农业发展老路的思想,我们要指引他们通过农业走向富裕。

我们要和当地的百姓合作,给予他们必要的工具和资源,让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要尽快做到。我认为只是最佳的办法,因为我们不能只是在千里之外空谈发展。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未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行动。

谢谢大家。

人类的存亡取决于知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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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邀来到此地,主持人要我说几句令人惊讶的话,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我想以两样人所皆知的事实开始我的演讲。第一个方面实际上自人类历史被记载以来一直为人们所熟知。这便是我们的地球、太阳系、我们的环境,不管你愿意怎么称呼她,这个地方恰好让我们能够在其中繁衍进化(或者如传统观点所说——被创造),让我们今日能够存在其中,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我们未来的生存。如今我们对此有了一个别名: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在这个太空船行星里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而其外的一切都是可怖的。要是我们做出任何蠢事,我们就无路可逃了,就死定了。另一点人所皆知的事实就是,人类从来都不是存在的一切。正如史蒂芬·霍金曾说过,我们人类仅仅是一种存活于一堆典型的星球表面的化学泡沫,这一星球恰恰又围绕着一个典型的恒星在转,而这一恒星又恰恰处在一个典型的星系之边缘。

前面所言的两个事实中,前者似乎是说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典型的星球,而后者则认为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世界里。虽说你一生都受到这两种观念的影响的,并会因之而作出某些人生抉择,甚至两者还有相互龃龉之处,却不能因而保证两者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它们确实是错的。我们不妨先分析第二种观点,所谓的典型性。我们从这里放眼望去,好,我们看到有一堵墙,还有化学泡沫,可这并非宇宙的典型特征。假如你跑到更远的几千里以外的外太空,你根本就看不到墙或哪怕是一丁点的化学泡沫,你只看得到蓝蓝的地球。要是再走远一点,你将看到太阳、太阳系、还有其他星球。可是那还不是一个典型的宇宙。因为星球都是星系的一部分,而典型的宇宙当中是看不到银河系的。那好,让我们再跑到银河系以外,去到离我们10万光年的地方,可惜那里依然不算典型的宇宙。要见到典型的宇宙,我们还得跑到比那远1000倍的宇宙深处,去到叫“星系际空间” (intergalactic space) 的地方,在那里你才能见到典型的宇宙。

好了,那典型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既然TED 花了那么多钱把大家请到这里,我就让大家体验一下。请工作人员关一下灯。……(会场灯光熄灭,全场一片黑暗)哦,效果一般。好,大家要知道,假如你身处“ 星系际空间”,你只会看到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打个比方,假如你的眼睛望着一颗离你最近的星体,并且那颗正在爆炸的超新星,当该星球的光线抵达你那里时,你依然看不到任何东西——要知道超新星爆炸会发出极大的光和热,你要是位于其周边几百光年的范围内,你会旋即毙命。这就很好的说明一个典型的宇宙是多么大、多么黑暗。(译者按:有人因此将“星系际空间比作黑洞)

“星系际空间”还非常冷,其温度只比绝对零度大三度。并且那里是空洞洞的样子,比我们现今科技所能制造的最真空的状态还要100万倍的空。

所以说,典型的宇宙空间与我们的日常想象迥然不同。从另一个方面讲也表明我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不典型。好,请开灯。(灯亮)

既然那个地方离我们如此远,跟我们的日常体验差异如此大,我们怎能认识它呢?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会生产知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通过天空望远镜,观察宇宙的深处,可以看到一些类地球的物体,科学家管那叫类星体,因为它们并非真的星体。它们是数百万年前的,离我们数百万光年的地方,星系中所有的能量都坍缩成一个质量巨大的黑洞,与此同时,巨大的磁场把引力坍缩造成的一些能量和物质带到黑洞外头,形成环状的星云,其光亮要比数百万个,甚至是数十亿个太阳还要大。

人类大脑的物理运动跟这一能量运动极为相似,我们舍此一刻也无法生存,而人类的语言要用来描述这样的事情,马上显示出语言的无能。就像身处超新星爆炸的中心,呆个数百万年。(笑声)可是恰恰就在数百万年后,在宇宙另一端里的一堆“化学泡沫”却能够以他们的语言来准确的描述、构建、预测、解释这一亿万里以外的现象,所以说,人类可以在自身大脑里构建起一个关于类星体的模型——不仅仅是一副简单的图像,还有一个能够解释其存在的理论模型,体现了相同的数学联系与相同的逻辑结构。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理论模式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得与实际愈发接近。此即知识的增长。

所以说,物理规律拥有同样的特性。不同的物理实体尽管相互间差异甚大,却有可能体现出相同的数学与逻辑结构,时间的流逝只会增进这样的相似。所以我们是一堆不一样的“化学泡沫”,此一“化学泡沫”具备包容万物的特性,其结构使它足以理解宇宙万物的构造,并且这样的理解会变得越来越准确。这个星球——而非其他任何一个寰宇内的星体——是一个中心(hub),它包含了对自身以外的广袤的宇宙中的一切的结构性与逻辑性的解说。所以,我们远非一微不足道的“化学泡沫”,事实上,物理规律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是敕令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物理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

那么我们的太阳系——以及我们这个星球和生活于其中的我们——是如何与浩瀚的宇宙进行联系的?这就是霍金教授言论的确凿之处,我是说,他意思是对的,可是他的着重点错了。其正确之处在于,此间无需任何特殊的物理,没有任何的神谕或者奇迹。这样的联系靠的是三种普遍存在的东西:其一为物质(matter),因为知识的增长是一种信息的处理,信息处理涉及运算,而运算则需要计算机——而我们目前还未能脱离物质造出一台计算机。同样我们还需要能量(energy)来运行这台计算机,更重要的是要依靠能量来支持那些记录人类新知的媒介。最后,要使得知识的创造永世不绝,还需证据(evidence)。我们身边充满了各种的证据。比方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牛顿三百年前提出的引力法则。这样的证据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寸角落,从远古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数十亿年以后都是如此。而帮助我们寻找其他任何科学的最底层的真理的证据也就在我们的星球之上。我们这个星球充满了证据、物质与能量。

至于在“星系际空间“之上,由于那里空荡荡一片,又冷又黑暗,是不是就最不可能存在这三样我们赖以创造知识的元素呢?这仅仅是一孔之见罢了。设想一下,在“星系际空间”的中央有一个球体,跟我们的太阳系同样大小。在寻常人的眼里,那只是一片真空,可事实上那里依然会包含逾一百万吨的物质,这一百万吨的物质就足以制造出一个“太空站”,上面住着一班致力于开创新知的科学家。虽然我们现今的科技还未能从“星系际空间”那里收集氢元素,并制造出生命所需的其他一切。可问题的实质是,在一个可认知的宇宙里,假如物理的法则允许某种东西的存在,那是什么阻止我们进一步去认识这样的事物?说白了,就是知识,而非资源。而假如我们的知识能够更好的理解其内在的规律,我们自然就能找到我们所需的能源,因为核聚变可以为此提供充足的能量。至于证据呢?虽然人的肉眼只看到一团漆黑,但只要借助太空望远镜——一台当今的太空望远镜已经足够——你就可以在黑暗的“星系际空间”的深处看到无数璀璨的星体。而要是那台太空望远镜能做得更加精良的话,你还能看到星系里头的恒星和行星——你可以在那研究宇宙物理,探究物理真相,建造粒子加速器,研究粒子物理,以及化学和其他科学。不过最困难的恐怕是生物学的实地调查,因为要去到最近的一个有生命的星球就得花上数百万年。但我个人从未对生物学感兴趣,所以,每隔几百万年做一次生物学实地调查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嘿,理查德(Richard Dawkins),你可不要太伤心了!(笑声)

事实上,星系际空间包含了一切赖以创造知识的必备元素。而宇宙中任何一个此类的球体都可以成为一个类似地球这样的存在,假如那里有这样的知识的话。所以我们并不是宇宙里唯一一个能可供繁衍生息的地方。假如星系际空间可以创造出无限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任何的一个空间都可以这么做。地球可以这么做。一个被污染的地球同样可以这么做。而阻止我们前进的因素,不管是在地球还是在遥远的宇宙深处,不是资源——资源是不会缺乏的,而是知识,后者才是真正匮乏的。

好了,有了这样的宇宙解释,我们也许——并且应该——会让我们感到自身的特别。可是这同样使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假如我们没能创造出延续我们的生存的知识的话,几光年以外的一次超新星爆炸就足以使我们走向毁灭。马丁·里兹(Martin Rees) 最近写了一本书,谈人类的无能——在宇宙物理、科学实验被用作罪恶用途,以及恐怖分子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我们发起进攻等诸多方面皆是如此,因而他断言人类只有50%的几率可以活过21世纪。

可是我不认为我们该从几率上来思考我们的现状,尽管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有可能活下去,也有可能无法继续活下去。可这不是取决于几率,而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创造出支撑我们继续活下去的知识。地球漫长的历史见证了物种的灭绝、人类文明的解体,曾经一度存活于这个地球的物种和文明现皆已成为“明日黄花”。而要是我们想超越这一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充分利用我们区别于别的物种和文明的一种特性,即我们有探究物理规律的能力,去建立新的解说,新的知识。让地球成为我们生存的摇篮(hub)。

在此,我想就最近的一个科学争端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我不是要提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而只是阐述一下我的想法。这一争端就是全球变暖。我是一位物理学家,但并非专门研究此一课题,因此,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我仅仅是一个门外汉。而一个门外汉能做的就是严肃的对待当前占主流的科学论调。而这一论调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了。因此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是通过《京都议定书》那样的东西阻止二氧化碳的排放,而这样的措施会对经济产生极大的制约,并要花费我们数以亿计的金钱——这么说来,全球变暖已经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而我们当前提倡的做法去不是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发生得稍晚。所以说现在要避免这样的灾难已经迟了,甚至有可能在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危害之前已经不可能避免了——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主流科学论调是工业废气将引发新的冰河时期的到来,即使是那时也已经无法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了。

这一事件给我的启示就是我们人类不肯能永远都能预见未来——我很惊讶为何社会上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能预见某种即将发生的灾难,并懂得如何以一种比灾难本身更廉价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争论了。但是我们不能对那些不能预见的难题采取防范措施,也不存在这样的防范原则。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解决问题的心态,而非回避问题的心态。

虽说防患于未然远比得病后疗救来得重要,但那要建立于我们知道该防范什么这一前提之上。比方说,人家揍了你一顿,医学可不能告诉你怎么去预防被揍。而假如医学真的只集中精力做防范被揍的研究而不再研究如何施以治疗的话,医学将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进展。如今各地都在不惜代价的降低碳排放,而事实上我们该看到的是如何降低地球的温度,以及研究如何在更高的温度之下求得生存。并且是要寻找高效低廉的方法。科学界也有这样的研究,如在太空中放置大量的反光镜把太阳光线折射到其他地方去,又或者研究如何让海洋生物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可是现在此类的研究只是处于边缘,人类也没有集中精力去做这样的研究。至于那些我们尚未知晓的问题,如何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情——而非一味的回避——则是我们得以解决问题的唯一希望,也是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们要找两块石板,在其中一块上面刻“可解决的问题”,另一块上面刻“无可回避的问题”。

谢谢大家。

非洲大陆的分形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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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讲一个数学家的故事。他叫康托(Georg Cantor). 康托某一天决定画一条直线,将其三等分,然后擦掉中间的一段,对于剩下来的两段,亦作同样的处理。如此反复:开始是1段,而后2段、4段、8段……

假如康托将这样的操作无限次的进行下去的话(数学上是可能的),他将得到无限个线段,每一段上面也会有无限个点。于是,康托认为他找到了一个集合,其元素的数目比无限还大。这使得他很恼火。他于是住进了一家疗养院,后来又搬了出来。出来的时候,他深信,他是被上帝委派到世上发现超限集理论 (transfinite set theory)的,他认为最大的无限集合是上帝。他可是一个信教的人。可谓数学布道师。

另一位数学家也做了同类的事情。一位叫Von Koch的瑞典数学家不是减少线段的数量,他选择增加线段之数量。并且由此得出一条美丽的曲线。事实上我们不一定非得以这一形状开始不可,任何的形状都是可以的。好,我现在改变一下初始的形状,通过多次演变后,我们得出一个看上去完全不一样的结构。这些图案都有一种特性,即自我重复,部分跟整体是相似的,不过是重复的次数不同而已。

数学家认为这是怪事,因为如果你缩短尺子的长度,你将发现曲线变的越来越长;无限迭代下去,曲线将变得无穷长。这显然不合事理。因而他们仅仅把这样的曲线放到数学课本的背后,还说这些东西是“病态的曲线”,没有讨论价值。这样的看法在数学界延续了百年。

直到1977年,法国数学界Benoit Mandelbrot通过电脑制图发现,要是在电脑上重复绘制此类的形状(他将其命名为“分形”),可以得出自然的形状,比如人体的肺叶、样槐树、蕨类植物,都是些很美丽的大自然的图案。还有,拿出你的手掌,观察一下拇指与食指相会的地方,你会看到皱纹,皱纹里面套有皱纹,皱纹的皱纹里头还有皱纹,对不对?你的身体也是充满分形的。刚才提到的那班说分形是妖术的数学家不也同样有因分形而成的肺腑吗?这倒是挺讽刺的。再来看一些自然形成的图案重叠。大家看这些线条,我们现在用完整的图案去覆盖它,再来一次,第三次,……

大自然自身具有这种自我重复的结构。它懂得利用这些自我组织(self-organizing)的系统。1980年代的时候,我有一次看到一张空中照下来 的一个非洲乡村的照片,就发现有分形。我感到很惊讶,并且渴望解开这个谜底。于是在Fulbright奖学金项目的资助下,我到非洲游历一年,询问当地的 居民为何要把村子建成分形的样子。那真是一段愉快的旅途。

于是我去了非洲,还准备了分形的模型,希望实地查看一番。到了那里,我用半吊子的法语跟当地人说,我是一位数学家,我想登上你们的屋顶。当地人很爽快,带我来到屋顶,跟我讲起分形的趣事。他说,“我们的屋子就是这样一个大长方形围着一个小的长方形,小的长方形里又有更小的长方形,这个我们都懂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而当地的神阁就在最小的长方形里,每往里进去一圈,就要加倍的有礼。可以说,他们的社会等级就通过房屋的特殊几何结构体现出来了。这是人为的,不像白蚁洞分形那样纯属自然。

这是位于津巴布韦南部的一个村庄,整个村子直径为400米。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圈,每一个小的圆圈也代表着一户人家,而越是往后,家庭的规模就越大,族长的 家在这里(图片上右侧的小圈),他的家眷就住在这个圈上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形模型是怎样的。这是一户人家以及他们的祭坛,这是一个家族围成的圈,这是一个村子围成的圈,这是祭坛的位置。族长住这里,他的家眷住这里。这是另一个村子。很小。你可能会想这么小怎么能住人呢?事实上,这里住的是村子的神灵,就是他们的祖先,这些神灵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小村落。这和康托说的循环不断出现一样。

这是Mondara山,位于喀麦隆与尼日利亚的边界上。我一开始是看到一位法国建筑师的建筑草图,当时感叹,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分形!于是我尝试作出一个元 分形(seed shape)的模型,通过重复的叠加变化,即可得出这个图案。好,现在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简单的图案,我们经过第一次递归变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当我作出这个模拟之后,我发现整个村子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从一小块展开为一个分形图案的。而图上看到的那条曲线就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幢方形建筑。于是我感到好奇,到了那里之后,我问当地人,“你们能带我去那方形建筑吗?”他们说,”可以带你去,但你是进不了里面的。那是我们的神坛,我们每年都在那举行祭奠的仪式,为我们下一年的丰收祈祷。“那时我意识到田野上的庄稼也有跟村里的房子一样的几何形状。有时候这种分形还会在最细小的物件上出现。

这是位于马里的一个Nankani人的村落。走到他们的屋子里,就能看到那放在炉子上的锅也是一个分形。这是呈现分形结构的葫芦,刚才Issa Diabate也给大家看过。顶端上那个最小的葫芦里头就放着女人的灵魂。女人一旦死去,他们就举行仪式,砸碎整一个葫芦架,女人的灵魂就飘逸到永恒之 境。我们再次看到了无限的重要意义。

此时你会问:这样的建筑模型在任何的原住民村落都有吗?我最初也这么想:“只要是没有建立国家社会的原住民村落,一定会有这样的由下而上的建筑风格。”可是后来我发现那并非事实。

我开始收集北美以及南太平洋的建筑图案(航拍图),只有来自非洲的是呈现分形的结构。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几何建筑规划方案,在北美,人们喜欢圆形 对称、四重对称(fourfold symmetry),你可以在陶罐和篮子上看出来……这是Anasazi遗迹的航拍图,图上看出大局上呈现圆形,而局部则呈现方形。这不是像分形那样的同一形状在不同的大小范围内获得复制。

此外,你会说,“非洲文化的多样性你怎么给忽略了?”我有三个理由说你误会了。首先,我赞同Mudimbe写的《非洲的发明》一书中的观点,即非洲是殖民 主义以及抵抗运动的人工产物。第二,非洲大陆上分形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一性,这样的建筑形式也不是写在他们的DNA里面的。最后,分形只是自我 类似,而不会出现不同的分形之间的相似,事实上不同的分形会有不同的用途。这是非洲人民共有的一种技术。

最后,你会说,“那该不会是一种直觉吧?不像是什么数学知识啊!非洲人不太可能应用分形几何的知识吧?在1970年代以前这些东西还没有发明出来呢。”确实,有些分形建筑的确是直觉。我漫步于达喀尔(Dakar)的街头,问那里的人为何要建分形的建筑,是不是依循某种逻辑?他们说,“唉,我们就是那么建房子的嘛!这样造出来的房子就是漂亮。”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有的地方,我们的确可以找到一种建房子的数学算法,并且是很复杂的算法。所以,从 Manghetu雕塑上,你可以看到这种循环的几何,在埃塞俄比亚的十字架上,也能看到此类自我重复的图形。

在安哥拉,Chokwe人会在沙地里画出美丽的线条,德国数学家欧拉称之为graph,我们现在管那作欧拉图——你的笔永远不能离开画布,也不能重复描绘同样的一条线。但是安哥拉人却以一种循环的方式来创作,并且这样的知识通过家族的长幼相传得以继承。最年幼的学这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学习这个,再大一点的就学这个。而每递进一级,你就学到更深的关于神话的知识,一层比一层深入。

最后,在非洲大陆的大片地方,你还可看到一种棋盘游戏,加纳人称之为Owari,在东岸,人们称之为Mancala,在肯尼亚则叫作Mancala,其他地方的人叫那作Sogo。这样的棋盘游戏也有一个不断自我循环的结构,加纳人懂得这点知识,并且会在游戏中加以应用,这一点很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分形图案。只要是走到Sahel,你就会看到这种御风的屏障,自然,在别的地方,人们见到的都是笛卡尔构型的,并且都是线性的。而在非洲,你可以找到非线性的模型。于是我在马里找到一位制造这东西的小伙子,问他,“你们怎么专门做这样的分形形状的屏障啊?就因为别人都不做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要是我生活在森林里,只需准备长条的秸秆就行了,那样做得快,也不需要太多的秸秆。可以风和尘土会很容易的吹进来。村子里的房子顶端的秸秆的确可以抵御风尘,可是这得花费大量的秸秆和大量的时间去做。在村子里,假如你住得越高,风就会越猛。“这就跟成本收益分析有点类似。我于是测量了秸秆的长度,将其绘制于对数图(log-log plot)上,计算出其增长指数(这里指风速与秸秆高度之的关系),发现这居然和我们在工程手册上见到的数字完全吻合。所以说,非洲人是懂得应用这样的技术的。

我们在非洲发现的从算法上来说最复杂的分形不是见于大型几何形状的建筑,而是在Bamana的沙祭。这样的沙祭事实上在非洲大陆都能见到。不管在东岸还是西岸,都能见到这样的沙祭遗迹,并且上面的标记都保存完好,每一个标记都有四个字节,当地人在沙滩上随意的画几条线,然后数一数一共有多少线条,假如是奇数,就放一根木棍,假如是偶数,就放两根木棍。他们这种占卜的过程是如此快,我还为来得及看懂,他们的占卜已经完成,因为这样的动作他们只会重复4次。至于其余的12个标记又是哪里来的,我就一无所知了。对此他们守口如瓶。后来我说,“那好,我给你钱,你把秘密告诉我。我可以每天都给你送上金钱。”可他们说,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宗教问题。

最后,我实在是气急败坏,于是跟他们谈起康托,还讲到我来非洲的原因。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康托的集合时,感到非常兴奋,其中一位表示愿意帮我解开这样的谜 团。于是他带我参加Bamana的祭祀仪式,开始时他在那摇头摆脑,而我仅仅对于数学的东西感兴趣。但是,我也得像他那样,在床的隔壁放上科拉螺母 (kola nut),并且是要埋在沙子里,此外还要向七位麻风病人纳贡七个硬币。最后,他终于说出了里头的秘密。那事实上是基于定命的一个随机的数字产生器。你手上有一个4字节的标记,就和另一个并排放在一起。因此,偶数加奇数得奇数,奇数加偶数得奇数。偶数加偶数得偶数。奇数加奇数亦得偶数。其实这就是以2为模的加法,就跟我们用的计算机里头发生的奇偶位检查一样。然后你取出标签,再把它们放回去,就可得到一个自我复制的标志,他们实际上运用的是确定性混沌的原理 (deterministic chaos)。同时由于这是一种二进制的数码,你还可以直接应用到硬件之上——运用在非洲的工程学院里头,这将会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教学工具!

而我发现最有趣的还是其历史。12世纪的时候,Hugo Santalia把这一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习俗带回西班牙,后来在炼金术师的团体里开始流行,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占卜。这是1390年上呈给里查二世的一副 占卜用的图画。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题为De Combinatoria的论文里就讲到风水的问题。他的文章写道,“与其用一和二,我们倒不如用一和零,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按2的数幂来计算。”岂不是吗?1和0,恰恰是能够组成二进制的两个字节。布尔(George Boole)将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加以发展,就产生了布尔代数,而冯·诺伊曼基于布尔代数则发明了数字计算机。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PDA、手提电脑以至世界上的每一条数字光缆,皆源自非洲。我听Brian Eno说非洲没有足够多的计算机,我想,也许是Brian拥有的关于非洲的知识还不够吧。

最后我想简单的讲一下这些东西的应用。只要你登陆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亲身体验所有这些美妙的分形艺术。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旗下的“拓展计算机应用”项目最近给予我们一项资助,让我们开发出一种可编程的分形工具。我们估计,三年后,人人都有可能登陆我们的网站,创造出自己的分形作品。我们在北美的推广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学生,还有美洲土著和拉丁裔人口。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使用这一软件的孩子比没有使用这一软件的孩子数学上进步更快。我们的推广是成功的,借此我们告诉孩子他们有这样的传统,而不仅仅是通常的唱歌跳舞。我们在加纳也开展试验项目,还只是小 规模的试验,要等待当地孩子的反应。我们对这一项目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还与设计界的朋友合作。图片上那个是我的同事Kelly,他是一位设计师,他给分形建筑分布较广的村落设计的邮政服务就带有分形的特征。哥伦比亚大学 的Bernard Tschumi为一间非洲艺术主题博物馆作的设计亦采用了分形的艺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avid Hughes还写过一篇非洲建筑引论,里头就谈到分形。

最后,我想指出,这样的分形的思想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的,也存在于Google的搜索引擎当中。事实上,Google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互联网是一个自我组织的存在。此外,在可持续研究、企业成长、民主的伦理力量等方面都能觅得分形的足迹。同样,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中,也能见到分形的踪影。艾滋病蔓延得那么快,是因为它的传播遵循的是分形的规律。而资本主义呢?它不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吗?不要忘记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自我管理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看待传统的非洲人处理分形的方法,他们懂得很复杂的算法,他们那样做不会给自己或别人带来坏的结果。因此,假如我们想改善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只要到非洲来就能找到最好的答案。

谢谢大家。

鸟类专用自动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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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多少人看过希区柯克的电影《鸟》?是不是为那片子太过离奇了?要是那样的话,你现在可以走了。(笑声)

大 家看到的是一台专门为乌鸦设计的自动售货机,过去几天,人们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你怎么开始搞这玩意的?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说实话,那是10年前的一 次鸡尾酒会上,朋友跟我抱怨说他院子里满是乌鸦,闹得一团糟的。他那时很认真的跟我说,我们得想办法消灭这些鬼东西,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跟他 说,那才是坏主意呢,咱们为何不训练它们,让乌鸦帮我们人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他丢给我一句“那不可能”。

听到不可能这几个字我感到很烦恼,于是决定用10年的时间在我的业余时间专门研究乌鸦。现在10年过去了,我妻子说,是时候做你一直都在叨唠的事情了——为它们做一台自动售货机,于是我就做出来了。

我 们大家都在说由于人类的肆意扩张,物种灭绝,却没有人想到要关心那些还活在世上的动物。这里我指的是那些长期与人共处,并适应了人类生态系统的动物。这样 的动物包括老鼠、蟑螂、乌鸦。而假如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这类动物都已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高度的适应性,并通过演化,保留与人共处的诸多特征。 而我们人类呢,则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上佳的处所,简直是让它们寄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比方说,老鼠的生育能力超强,而蟑螂嘛,逮过蟑螂的人都知道,它们已 经不在乎我们的“诱饵”了。

于是我想,为何不制造出一些能让我们人类和这些“寄生虫”共同受益的东西?以此和这些动物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这就是我制作动物专用自动售货机的理由。

可 要是你懂得一点关于乌鸦的知识的话,你会发现这比你想象的有趣得多。乌鸦不但学会了在人类的生态系统里求得生存,还“鸦丁兴旺”呢!你在地球上任何一处角 落——除了两极和南美至南端——都可以见得到乌鸦,通常它们的栖息地离人类居所不出5公里。虽然你也许不会想到这一点,可是它们确确实实一直都这么活着。 这也不奇怪,我们的地球上人口暴涨,其中有半数以上居住在城市,而90%的人口增长就都发生在城市里——乌鸦的家族也在经历同样的发展。此不足为怪也。

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鸟儿竟然学会了通过一些奇特的方式在我们的社会里求得生存。大家看看下面的例子:

[短片:一只乌鸦发现一个瓶子,里头有食物,它找来了一根铁线,希望能把食物挖出来,可未能成功。]

它 的名字是Betty,它是一只New Caledonia(北美地名)的乌鸦。在森林里,它们会用树枝从林木里挑出虫子和其他食物。此时它正尝试用铁线取出瓶子里的那块肉。以前它还没有做过此 类的尝试,显然它的第一番尝试不甚了了。于是它变得机灵起来了——要知道,之前没有任何人或者别的乌鸦告诉过它可以这么做,它也没有看到过别的乌鸦这么 做。

[乌鸦取出铁线,靠在岩石边上把铁线弄弯]

看,它竟懂得这么做哩!记得它以前从没有学过的,这完全是它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乌鸦用弯曲的铁线从瓶子里取出了一块鱼肉]

挺神奇的吧?(掌声)

研究人员就是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思议。

我 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乌鸦的确是聪明的,它们的大脑占躯体的比例和大猩猩相当。大家也可能听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乌鸦的趣闻吧。在瑞典,那里的乌鸦会趁渔 人往冰隙里放钓钩的时候守在一边,渔人走了,它们就飞过去拉起钓钩,吃掉钩上的鱼或钓饵。这可是搞得那里的渔人很烦恼。

而 在华盛顿大学,那里的研究员几年前做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实验,他们在校园里捉来一些乌鸦,在实验室里加以标记、称量,然后把它们放走。而随后的那个星期,那 些被放走的乌鸦在校园里一见到那些捉过它们的学生,就会飞到他们身边,作哀愁态,以后几个星期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夏季学期结束,他们毕业离校了。等到他们 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竟然发现那些乌鸦还记得他们!所以嘛,那些主张杀个清光的人士,你们怎么就看不到乌鸦人性的一面?正是这样的缘故,现在华盛顿大学做 乌鸦研究的学生都带上巨大的假发,还套上脸罩。也够意思的。

以上说的无非是要证明乌鸦是非常聪明的,但我研究得越是深入,越是觉得它们的智慧要比我们想象的高出一个层次。

[影片:乌鸦在飞……

旁述:现在,大城市里的乌鸦变得越来越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了。这是一座日本城市,这里的乌鸦发明了一种吃果仁的办法——把坚果丢到车道上。

乌鸦从天而降,把一个坚果丢在马路上,然后飞走,等待汽车开过

旁述:乌鸦和路人一样,在马路边等待绿灯,绿灯亮了,乌鸦就飞到马路中央衔走那颗果仁——而不需害怕往来的车辆。]

这是真实发生的,是不是挺有趣的?

不 过,有趣的倒不是借助过往车辆压开果核的做法,事实上,乌鸦老早就学会了这门手艺了。刚才大家看到的景象发生在10年前东京市郊的一家驾驶学校附近,从那 时开始,附近的乌鸦也学会了这样的吃坚果的方式。那里方圆5公里的乌鸦通过互相学习,都掌握了这种技巧。研究人员甚至发现,那里的乌鸦爸爸还教会自己的孩 子这样的技巧呢。这是向同伴学习,也向它们的敌人学习。它们学会了适应不同的生态文化,这点对于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好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城市里有大量的乌鸦,它们很聪明,还懂得相互间分享生存的秘诀。当我知道这一切以后,我决定要专门为它们做一台自动售货机。并且真的这门做成功了。这就是乌鸦专用自动售货机:

我 们用Skinnerian训练法来训练乌鸦。其实也很简单。首先,我们把这样的机器放到田野或者乌鸦经常出没的地方。在机器的底部放上一大堆的硬币和花 生。乌鸦来了,吃掉机器上的花生,并且习惯于机器的存在。吃光了地面的花生以后,它们发现在售货机的出货口那里也有很多花生,于是就跳到上面,也同样尽享 美味。每一天,那机器上都会放满了硬币和花生。嘿,要是当那样的一只乌鸦也不错哟,每天都不愁吃的。

我们等到乌鸦都习惯于机器的声音时,就把花生盖在硬币底下,它们飞过来,掀开硬币,也能吃得到花生,也挺开心的。这时,我们决定给它们制造一些困难。

我 们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训练。我们只把一枚硬币留在机器上,此时乌鸦飞过来,看到没有食物,自然觉得很泄气——我们人也一样嘛。这个时候,乌鸦站在机器上,用 它的喙在机器上扫来扫去,不经意的把硬币碰到硬币口里去了,于是它获得了一颗花生。于是它们也学会了,每次都来这里,只要把机器上的硬币丢到硬币口,就能 吃得到花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我们进入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此次,它们来到机器旁边,却发现什么也没有。注意,就是这个关键的地方可 以看出乌鸦是多 么聪明。要是一只松鼠,它来到机器旁,寻找花生,找不到,就回去,隔天再来,又是没有,又跑回去。如此反复五六次,它们也就觉得没意思了。而乌鸦则不一 样,它们要寻找出一个究竟。它们已经知道那台机器在跟它们开玩笑,并且这样的玩笑越开越大。它们又是用头撞,又是用嘴咬。忽然,一只乌鸦发现地面有一大堆 的硬币——从第一阶段训练开始,地上一直都有很多硬币。于是它们跳到地面,衔着硬币,把硬币放到硬币口——它们发现了怎么吃得上花生了!这样的技巧先是为 第一批到来的乌鸦所垄断,可慢慢的别的乌鸦也学会了……故事到此为止。

从这个故事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训练乌鸦,让它们通过售货机吃上花生。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年都有价值2.16亿的硬币丢在大街上。可是我们的眼光还是要放远一点:

我 认为我们可以训练乌鸦,让它们做别的事情。比如,为何不可以通过训练,让乌鸦给体育馆捡垃圾?或者让它们帮助我们从大堆的废弃电子元件里头挑出有用的部 件?又或者让它们参与搜救工作?我这个演讲的主要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可以寻找到一种与此类动物共存的途径,可以跟它们实现共赢,而不需伤害它们。

谢谢大家。

题图照片:

来自Flickr,由law_keven上传于2008年11月8日,原作者选用的CC协议为”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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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学家演绎生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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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大脑的研究是因为我的一位弟弟患有精神分裂症,作为他的姐姐,我一直都在想:为何我可以将现实与虚幻区分开来,知道什么是我的梦想,以及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梦想,而我弟弟却不能分辨真实的世界与他大脑里虚构出来的世界,也无法与我们所共享的世界相沟通,亦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于是我决定投身于重度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

我从印第安纳的老家搬到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精神病学院的弗朗辛博士 (Francine Benes)的实验室工作。我们当时问的问题是:寻常人的大脑与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混乱症和双相障碍症的病人的大脑有何生理上的差异?所以我们绘制 出大脑里头的微电路图,逐一考察每一个细胞,寻找其与其余的细胞、化学物质的联系,还具体考察了这些参与反应的化学物质的数量。

我的生活很有意义。白天,我在实验室上班,而到了晚上或者假日,我就以NAMI(美国精神疾病联盟)成员的身分到社区普及有关此一疾病的知识。

可 是在1996年12月的10号的那个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也碰上了神经错乱。那时我的左脑血管破裂,造成大量出血。随后的4个小时里,我的大脑完 全失去了处理外界信息的能力。那个早晨,我不能走、说、读、写或者回忆起我过往人生的任何片段。我那时简直成了一个婴孩,不过是活在一个女人的躯体里。

假 如你看过人体大脑的话,你会知道大脑的两个半球是完全分离的。今天我还特意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人体大脑。(工作人员端出一个人体的大脑,吉尔向观众解释)看,这是大脑的前端,这是大脑的后端,这里还有脊髓。大脑在我的脑壳里就是这么放置的。我们的大脑的两个半球是完全分离的,拿计算机作比喻的话,我们大脑的右半球就有如并行处理器,而左半球则类似于相联处理器。两个半球通过灰质来交流,而灰质本身则是由3亿个轴突纤维组成的。除此以外,我们大脑的两个半球就是完全独立的,由于它们两个处理信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它们关心的是不同的事物,由此我认为,大脑的两个半球拥有截然不同的个性。

我们的右脑关心的永远都是眼前的事物,它仅对于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它以图像的形式来思考,我们肢体的运动信息会直接传送到我们的右脑,外界的一切信息会经由身体上的感官返回右脑,然后右脑就会描绘出一副周边环境的图画,还能判断出其气息、声响与感觉。我是一个能量的个体,通过右脑与周围的能量取得联系。而我们大家都是独立的能量的个体,可是我们的右脑把我们联系起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都是兄弟姐妹,共同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这一刻,我们大家都是完美的、完整的、美丽的。

而我们的左脑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副图景。它以一种线性的、有条不紊的方式来处理信息,它关心的仅仅是过去与未来。它从万花筒般的现时世界中捕捉信息,捕捉周围的一切细节,以至关于细节的细节,然后分类、整理,将其与过去发生的事情相比较,从而得出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事的判断。左脑是用语言来思考的,在左脑里,有一个神秘的声音把我的内在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关联起来。那个声音会喋喋不休的跟我说,“嘿,你回家的时候记得买香蕉啊!还有明天早上起来记得吃啊!“它还以一种非常精确的计算方式提醒我记得洗衣服。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左脑能向我发出一个信息:我就是我(I am)。而一旦我的左脑发出这个声音,我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我不再与周围的能量流动发生联系,也与周围的人失去了关联。

那天我脑出血,刚好就发生在左脑。

那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左脑疼痛不止,那种痛楚跟你咬冰淇淋的那种腐蚀性的感觉一样,它抓住我,然后又放开,然后再次抓住,再次放开。如此反复。我不曾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可我还是决定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于是走到家里的跑步机前,可是虽然我的手抓住了跑步机的横杆,但我感觉那似乎是只是一只普通的动物爪子。我想,这可真奇怪!又看看我的身体,我立即发现自己怪异无比。似乎我似乎感觉到我的意识游离于身体之外,在另一个世界看着那个站在跑步机前的我。

一切都是那么奇怪,而我的头疼也越来越厉害,于是从跑步机上下来,当我在客厅里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体里的一切的反应都变得极慢,每往前迈出一步都是那么的僵硬、每一步都要缓缓的走。我的步伐基本没有连贯性。同时我对周围事物的感知也在变弱,于是我干脆留心自己身体内的一切。那时我站在浴室里,正准备洗澡,同时我听到身体里有个声音在说:“这块肌肉,你要放松;这一块,你要拉紧。 ”我还丧失了平衡,倒在浴室的墙上。我低头看自己的手臂,可已经无法感知自己身体的边界了,不知道哪里是属于我自己的,哪里是周围的事物。构成我的手臂的原子和分子与墙上的分子混在了一起。我只能体验到能量的存在。我问自己:“我到底出什么事啦?”就在那一刻,我的左脑内的那不曾停息的谈话消失了,就像人们拿着遥控器,按了“静音”键一样——只有无边的寂静。

一开始我感到恐惧,但很快我就为周围的巨大的能量所吸引。我再也不能界定我的身体的边界,我感到自己变得很大、很舒展。似乎我和周围的能量就是合在一起的个体,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可 突然间,我的左脑又重新恢复了思考,并且对我说,“我们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要找人帮忙!“我知道自己出了问题,可是马上我又回到了纯意识的世界(我称之 buy cialis 10mg 为La La Land),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想象一下能够不再听任于大脑里的喋喋不休的感觉。我就置身于一个如此美妙的世界,一切身外的烦恼皆一扫而空。我感到身体变轻了。不妨想象一下能够摆脱一切的现世的纠缠,那是一种清静的感觉。再想象一下,你完全摆脱了积累了37年之久的情感的包袱,那是多么的美!那刻,我体会到巨大的快感,简直是美不可言!就在这时,我的左脑又恢复了思考,对我说“嘿,注意啦,我们出事了。要找人帮忙啊!”我那时才想到求救,于是马上从浴室出来,非常机械的穿上衣服,心里在想,“我要去上班,我要上班。我还能驾车吗?我还能吗?”

就 在那时我的右臂完全瘫痪,于是我才意识到自己中风了。不过我又想,这样不是很妙吗?有几个神经科学家有这样的切身体验呢?可我又想,我是个大忙人,我才不会花时间玩中风的游戏呢!但既然已经发生了,那我就用一两周时间来研究研究,然后就继续我正常的工作。于是我去找人帮忙。我已不记得办公室电话,可是我记得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名片上面写有那个电话号码。于是找到名片,可虽然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卡片是啥模样,却分不清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因为我只看到一团像素。卡片上的文字、图案、背景三者在我眼里成了模糊的一块像素团,完全无法分辨。我只能等到我的神经系统能把我带回现实。只有在那片刻的现实里,我才能重新构建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发现找到的不是我的卡片。从那一堆卡片里头找到合适的一张,又花去我45分钟的时间。

与此同时,脑颅内的积血越来越多。我尽管分辨不出卡片上的数字,也分辨不出电话上的数字。但我别无其他选择。我把卡片上的笔画跟电话上的笔画相比照。可我又回到唯意识的La La Land,一会再次回归现实的时候,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拨了那些数字。于是我抓起那瘫痪的右手,盖住那些已按下的数字,这样在那简短的片刻清醒到来指示,我才可能知道拨出了哪些数字。最终电话打通了,我的同事接了电话,但我只听到“呜呜呜呜”的声音,我想,“天啊,他怎么变成金毛寻猎犬了?“于是我想对他说,”你好,我是吉尔,我需要你的帮助!“可是口里出来的竟然也是”呜呜呜呜“,”噢,原来我也变成黄金寻猎犬了!“——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自己已无法讲话或理解别人的话语。

但同事马上知道我需要他的帮忙,于是叫来救护车,把我送到马斯医院。路上,我卷成了一个婴孩的模样,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只剩余最后一点空气的气球,我身体的能量飘到了身体以外,而我的灵魂也要投降了。那一刻,我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到来。除非医生可以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那天下午,我醒了,惊讶的 发现自己还活着。当我发现自己的灵魂要宣布投降的时候,我就已对人生作出了告别。那一刻,我的心悬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之间。从感官传来的刺激是单纯的疼 痛,光线就如野火一样在我的大脑里燃烧,周围的声音是那么大、那么混杂,完全分辨不清。我只是想逃离。由于我不能明确自己身体的范围,我又感到身体变大了、舒展开来了,就像一个从瓶子里跑出来的神怪,而我的灵魂则如一条鲸鱼,漫游于寂静的极乐世界的海洋。那是涅磐的感觉。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像故事里的神怪那样回到瓶子里了。

可是我又意识到“我还活着呢!我还活着!而我竟经历了涅磐了。而假如我能找到涅磐,又还活着,那么世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找到涅磐。我幻想一个充满美丽、和平、怜悯和关爱的世界,只要人们愿意,自觉的走出左脑,就能达至此境。我又想,这样一次经历是多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它是一次难得的中风经历,它给予了我以睿智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生活,并鼓励我尽快得以康复。

两周后,医生从我的大脑里取出一块凝固的血块,足有一个高尔夫球那么大,那东西正好是从我大脑里控制语言功能的地方割出来的。(指着屏幕上的照片)那是我和我的母亲,她是我生命中的天使。后来,我经过8年时间才完全康复过来。

那么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宇宙间的生命,我们都有灵活的躯体以及两个各司其职的认知中心。我们都有能力去选择,这一刻我们要成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在这个地球上活下去。此刻,我可以进入我的右脑,从而实现与大家的血气相通——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我是由50万亿个分子组成的一个活的生命体。又或者我可以走进我的左脑,我就变成一个单独的个体,不再与周围的世界发生联系,不再与大家发生联系。我就是吉尔·泰勒博士,我是知识分子,还是神经解剖学家。这些就是我体内的“我们”。

你想怎么选?你会怎么选?在什么时候?我深信,只要我们花更多时间去关心右脑,去寻找那片内在的宁静,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我们的地球也将变得更平和。而我认为,这也算是一个值得传播开去的想法。

战地摄影师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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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谈一下我的个人经历。1960年代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学生,那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同时个人意识也在觉醒,大家都带有一股理想主义的情怀。那时,越南正出于酣战,我们国内的民权运动也在蓬勃的发展。那时,每当我看到照片,都会感到深受震撼。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家给我们讲述的他们的宏大叙事,而摄影师则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故事。而包括我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更愿意相信摄影师的故事。他们的照片激起了反对越战的市民游行,也激起了人们废除种族主义的呼声。摄影师不但记录了历史,他们还改变了历史运行的轨迹。他们的照片成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认同,这样的集体认同慢慢的演变为集体良心,此时,改变不但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意识到,摄影师们通过照片为大众带来的信息也会慢慢的渗透到政治决策的中心,并且影响政治决策。他们的照片可以促使理性的决策的形成,又或者是成为成功的助推剂。在无能的政治决策或政治不作为(political inaction)面前,照片成为一种干预的手段,它不但记录了这样的不作为所带来的恶果,还促使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作为。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记录,可能由于身处他乡,我们只能感觉到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或者是宏伟的存在。而那发生在市井的事情,虽然远离庙堂,却是真实发生在一个个的生命之上的。我意识到作为战时摄影师,我们有义务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读世界。摄影师通过照片,为那些本来没有办法发声的草芥市民创造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同样,照片还能勾起市民的议论,民众的意见也能影响到当局的决策,继而避免了为政者的一意孤行。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我深深的意识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一个自由、有活力的社会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媒体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因此它要延续下去的话,就得将自身建设成为一种成功的商业。但是,在市场与记者的职业责任感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点。社会问题唯有通过媒体的曝光才有可能获得解决。更进一步讲,媒体行业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而这样的服务同时也是一种察觉(awareness)。并不是每一个新闻故事都是为了卖出去的,我们也有给予的时刻。这正是我想追随的记者的道路。当我亲眼目睹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我意识到战地摄影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寻找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决定要以摄影师作为我的职业,唯有这 样,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而我本能的意识到,发自战地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反战的宣言。

接下来我想把我过去二十五年的摄影经历通过图片的展示与大家分享一下。1981年,我去了北爱尔兰,在那里,我看到了监狱里有九位囚犯正在绝食,抗议监狱给予他们的恶劣对待。街上则出现了暴力冲突。我体会到,当代战争的最前沿并不在战场的前线,而是在人们的家门口。

1980年代,我在中美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当地正在发生内战,那是冷战意识形态冲突遗留的产物。在危地马拉,那里的中央政府由一个欧洲血统的寡头所掌控,他们对土著反对派的武装起义采取了“焦土”政策。大家看到的这辆位于Managua市的公园里的坦克于是成为了一个标志,图片上的那个小孩则以他的稚气和勇气给我们叙述了另一个故事。与此同时,在萨尔瓦多,内战的炮火也在响起,受害的又是普通的百姓。

自1981开始,我就参与巴以冲突的报道。图上看到的是战斗中的场面,那时,人们还是用石头和砖块对抗军队的机关枪。2001年,冲突升级,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首当其冲。由于双方缺乏诚意,因此各种政治伎俩的交锋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了更多的仇恨、复仇、猜疑以及绵延不断的冲突。

19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前南斯拉夫国内出现了各民族间的冲突,内战燃起,波斯尼亚民族、克罗地亚民族和塞尔维亚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图上的战斗场面发生在Mastra的街头,邻居成了敌人。朝夕相濡以沫的生命之床,在那一刻,也成为了战场的一部分。这个位于波斯尼亚北部的清真寺被炮弹击中,并改作临时的战壕。一场战役结束以后,死去的塞尔维亚士兵被收拾起来,用来交换波斯尼亚俘虏或波族死去的士兵。

就在同一个时期,曼德拉被释放,南非的黑人书写了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一页。作为一位摄影师,我学会了怎么去对待我的愤怒,我要把那样的愤怒化为我的力 量,让它成为扫除我眼前之迷雾的良药,而不是相反。在Transkair,我目睹了当地人为一个男孩做的成人礼。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习俗,由这一侧面我也 看出南非政局的变更。

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我则看到了饥荒。在索马里,中央政府垮台了,部族派系间的战斗随即燃起。农民被逐出田地,庄稼和牲畜则被偷走。饥饿被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很原始,却极为有效。数以万计的民众就是这样子痛苦的死去。国际社会得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后,捐出了大笔的援助款,使得更多的生命能够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美国的军队原本是被派到那里援助灾民安置的,却不自觉的卷入战争中去,在Mogadishu之役后,美国大兵也撤走了。

在苏丹南部,另一场内战正在发生,饥饿又一次成为了种族灭绝的武器。在联合国的带领之下,国际社会又一次发起支援行动,使数千条生命获得拯救。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要让我的誓言(testimony)变得诚实,不带掩饰。此外,我还希望能做得到掷地有声,对于每一位我的拍摄对象做得到公正客观。

图上的那个男人住在一个国际NGO的援助营里,他一无所有,仅仅依靠NGO的救济维系着生命。可是,他却依然能鼓起勇气面对这一切。他没有放弃——而假如他不言放弃,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怎么能轻言放弃?

1994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报道南非的大选,并且亲眼目睹了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那是我见过的最让我振奋的一件事。它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最大可能。隔日我去了卢旺达,那简直就如同搭乘直达快车,驶向地狱。

这个男人刚刚从胡图族的死亡营里被救出,他坚持要求我给他拍个照。还有意把他的脸扭向光亮的地方,似乎要让我看得更清晰。我想他的心里肯定很清楚他脸上的伤疤能给世界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而此次,也许是因为发生在索马里的战争转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对于卢旺达的大屠杀,国际社会保持缄默。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有约八十万人被杀,刽子手就是他们的同胞,有时甚至就是他们的邻居,他们用的武器则是最原始的农具。

也许是国际社会最终认识到了自身在过往的冲突中的不作为,当塞尔维亚人向科索沃人开战时,国际社会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北约的部队介入调停,塞尔维亚军队撤出。但是阿尔巴尼亚人却惨遭屠杀,田园荒弃,大量的难民被迫流离失所。他们住进了国际NGO在阿尔巴尼亚和Mesidonia建立的难民营。

一个男人在屋子里被活活烧死,就留下了这个烙印。这张照片使我想到古老的岩穴绘画,它映照出我们的心灵,在很多方面,它依然还是跟原始人有诸多的共通之处。

1995-1996年,我来到车臣境内,报道了第一次车臣战争。这是一位车臣的士兵。当时俄罗斯军队对车臣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轰炸,无数困守的车臣平民被无辜的了结了生命。这是一位孤儿,他正在战争的前线徘徊。

近些年,我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战争延伸至社会问题。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以后,我去了罗马尼亚,并且在那见到了“古拉格”孩子。数千名的孩童被囚禁在像中世纪那样的幽室里,齐奥塞斯库当年下了一道禁令,规定每一个家庭可以生育小孩的个数——把女人的身体变作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那些无能力由家庭供养的孩子被送进国家设立的孤儿院,那些出生的时候有缺陷的就被贴上“不可药救“的标签,被丢到缺乏人性的收容所里去。当媒体把这样的事情曝光以后,国际救援终于介入。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前东欧政权的统治,我去到了那里做了为期数个月的报道,发现那里的工业生产既没有顾及环境,也谈不上对工人以及市民健康的关切。这是一家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该厂排出大量的致癌废气,有四名工人因患癌症而告别了人世。

在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后,我去到这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记录那里的贫苦状况。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与这一户住在铁路边上的人家沟通,图片上的那个男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他的一条腿和一支胳膊。当这个报道刊出以后,许多人自愿的给予了捐款,人们还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帮助这户人家住进了郊外的一间屋子里,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也有了保障。这个故事并没有买给读者什么东西。记者不过是通过故事本身为人们的善心打开了一条管道,而我们的读者也很积极的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这是几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们来到雅加达,并住在火车站上。在八岁到十四岁这个阶段,他们变成了乞丐和瘾君子,由农村贫儿变成城市贫儿。他们只会在我们的视野里转瞬即逝。

这张拍于巴基斯坦的照片上看到的是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它不由让我想起贝克特的戏剧,一群被孤立的人,远离光明,在黑暗里苦苦等待。

Agent Orange是一种脱叶剂,在越战时期被南越的军队大量使用,他们希望以此来扫清北越军队的掩护。而Agent Orange的有效成分则是二恶英,那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物质,还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2000年起,我开始跟踪国际健康问题,先是做了一个关于非洲艾滋病的报道。我想给那些参与医疗护理的工作人员传递一个信息,即有了国际NGO和本地草根组织的帮助下,那里的艾滋病患者正在得到救济。而由于很多父母因患上艾滋病而死去,许多孩子成为了孤儿,他们的爷爷奶奶不得不要担当起父母的角色。还有不计其数的孩子生下来就带上了HIV病毒。

我的照片反映出了当地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因而给NGO的工作带来了方便。我和MSF组织(医生无疆界)来到刚果,我们那次是为了出版一本书,讲述一场被遗忘的战争——面对疾病的侵袭,却缺乏药物的救治。那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位营养不良的儿童,医生正在给他进行测量。

2004年秋季,我去了达尔富尔,这次我是专门前往那里进行新闻报道,但我也与MSF保持密切合作。但是,国际社会这一次还是没能对苏丹政府造成必要的压力,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这是MSF的一个工作营,那里收容了无家可归的难民。

我还做过一个以“犯罪与惩罚”为主题的报道。这些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囚犯双手被绑在柱子上,暴晒于烈日之下。那次拍摄经历使我想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平等问题以及所谓的机遇与选择到底是否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问题。

9·11撞机发生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没看到。可是等我抬头往窗外望的时候,双子塔的北楼已经出于熊熊火海。我也只是认为那不过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几分钟后,我再次往窗外望去,看到另一幢高楼也陷于火海,我知道我们已不自觉的卷入战争中了。

看着双子塔的遗骸,我心里想,从1981年起,我就一直都在做伊斯兰相关的新闻报道,不单是在中东,还在非洲、亚洲和欧洲。那时,我只是认为我是在报道一桩桩相互独立的事件,但是9·11事件使我幡然醒悟,原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在报道同样一件事,发生在纽约的袭击不过是其最新的宣示罢了。

这是位于由Alberto Cairo经营的一家康复机构,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因不慎踩到了地雷而致残。这是一个因踩到地雷而失去了左腿的男孩。

我经历过伊斯兰世界的深重的苦难,包括政治压迫、内战、外国入侵、贫穷和饥荒。我感到伊斯兰世界正在流泪,可为什么我们却不加以聆听?

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想到地面战场已经有很多记者在报道,于是就转向报道巴格达街头发生的小事。

炮弹击中了集市,这户人家失去了几位可爱的亲人。

美国士兵攻进巴格达之后第二天,一群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捉到了一名抢劫银行的小偷,当地的市民为此欢喜雀跃。可是这仅仅是短暂的欢喜而已。

多年来,什叶派教徒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进行祈祷。我看到那众多的信徒和他们发自内心的虔诚,内心深受震撼。一群男人走上街头,用刀砍在自己的身上,很明显,什叶派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派别,我们应当更多的了解他们,学会正确的与他们和睦相处。

去年,我报道了一支由伊拉克回到美国的伤兵。这是在直升飞机上的一次临时手术,医生正在给伤员敷上CPR。而由于前线医疗条件的改善,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伤员大多数都能活过来,这是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未曾出现过的。战争的标志性武器是IED,而伤员的标志性创伤则是“大腿严重致残”。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之后,这些伤员被转移到康复医院。他们求生的勇气会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我想象自己要是碰上了他们那样的际遇,都不知能否有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勇气。他们都是好人,却被绑在了一桩可耻的战役之上,战争的目的也令人产生狐疑。一天,有人提议说“不如咱们去外面划浪?”他们一致同意,不管自己以前有没有玩过划浪,都到海边划浪去了。

摄影师总是会走到人生体验的边缘,给人们展示出那一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他们还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因为他们认为你们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们相信你们的本能判断,相信你们的大度,相信你们关于对与错的判断,相信你们有一颗与他人同呼吸的心,相信你们不会接受某些不可接受的事实。

我的TED愿望: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诸多亟待发声的个体,我希望TED能够帮助我,让那些声音得以发出来,并希望在这个数字时代TED能帮助我找到一种创新的、激励人心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方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