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公益与社会创新

Dan Pallotta:我们对慈善的理解大错特错

关于Dan Pallotta

Dan Pallotta今年才42岁,可是似乎已经经历过几个人生了——歌手、作家、创业家、人道主义活动家。如果你还不熟悉他,这么说吧,这个人神奇地集“离经叛道“的行为和深切的人性关怀为一身,不按常理出牌,不被很多人认可,可是他交出的成绩单,又不得不让很多人佩服。

20年前,还在哈佛大学上学时,他就组织了35个学生,骑自行车横穿美国大陆,为乐施会筹款8万美元;后来他首创了以”挑战自我,为善因筹款“为核心的系列活动,如为支持乳腺癌研究,60英里3日暴走(近100公里),为支持艾滋病治疗的骑行活动等,参与者们一边挑战自己的体力极限,一边为他们所支持的善因筹款。在短短9年之间,他的公司通过这些活动,为非营利机构筹集了近6亿美元的非限定性捐款。通过事件活动营销,进行慈善募款并不新鲜,但Dan Pallotta借助高超的营销和运营,以及对参与者心态的精准把握,把参与者的数量、体验和募款的战绩,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的公司,Pallotta Teamworks是个专门为非营利机构筹款的营利性公司;2002年,他们正处于巅峰时,被爆公司的运营成本高达40%,而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募集款项,而他个人也因为领取约35万美元的薪酬,成为众矢之的。赞助商、客户扛不住压力,急流撤出。他的公司,一夜倒闭,声名俱裂。他并没有一蹶不振,2004年成立了新公司Advertising for Humanity,东山再起。他的这些经历被收入哈佛商学院案例,而他本人也是哈佛商业评论网撰写博客专栏。

2013年TED年会上的演讲

Pallotta很早就开始用商业方式去达成非营利机构的目标。时隔多年,慈善资本主义这样的词听起来似乎已经没那么刺耳了。可是,在刚结束的2013年TED大会上,Dan Pallotta的18分钟,依然有语惊四座之效:我们一直被灌输、一直很推崇的那些慈善观念,其实是大错特错!这些观念,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百害无益!

庞大的社会问题与弱小的非营利部门

Dan先抛出一个问题,商业领域创造的财富和实现的创新大举推进了人类进步,现在还有不少人鼓吹商业和政府部门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有社会企业来接手了。2013.03.20-Percentage-of-GDP

那么,非营利部门究竟有没有意义? 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二: 无论经济怎么发展,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总有10%甚至更多的人,是被排挤在社会财富之外,没法保证基本的生活;同时,即使是社会企业,它仍然是需要市场的。而事实是,很多生活的品质和生命的期望,根本没法完全用金钱量化或者通过商品来实现的。他用残疾人的需求来举例,除了基本生活,他们还期望得到欢乐,得到同情,得到关爱。这些正是慈善存在的意义,也是非营利部门不可或缺的原因。

那既然如此,非营利部门的现状又如何呢?捐款规模小得可怜,只占到GDP的2%,而更要命的是,这个2%的“市场份额”,40年没变过;再看很多投入多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社会问题,譬如乳腺癌的研究、消除贫困,究竟改善了多少呢? 一边是势不可挡的社会问题,一边是弱不禁风的非营利部门,实在很可悲。

观念桎梏5宗罪

 为什么商业领域轰轰烈烈蓬蓬勃勃,而非营利部门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存在这么久,却一直”停滞不前“呢? Dan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的现状,是我们陈旧(甚至可以说虚伪的)观念一手造成的,我们习惯用双重标准来看待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这些双重标准体现在5个方面:

一、薪酬:

商业部门的信条是,你创造的价值越大,那你就挣得越多,而这一段,在非营利部门却是不可行的。你向青少年售卖暴力游戏挣个5000万美元,没人会拦你,而且你还会荣登”连线“杂志的封面;而在非营利部门,如果你的机构在帮助疟疾患儿,你想要挣个50万,想得美,等着被骂成”寄生虫“吧。

2013.03.20-Compensation-Gap

这种观点,表面看来充满道义;事实上危害非常严重。商业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收入的差别不是一点点大。商业周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斯坦福商学院MBA,毕业10年后,平均年龄38岁,平均年薪(含奖金)40万美元,相比之下,一个医疗健康领域非营利组织的CEO ,只能挣到23万,而一个致力于减少饥饿的非营利组织的CEO,挣得更少,只有8万。很多人愿意为自己热衷的公益事业做贡献,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或者愿意年复一年地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牺牲呢?而颇具嘲讽意义的是,这些高薪的企业高管,每年即使拿出10万捐赠给非营利组织,享受5万税收优惠后,他们每年还能比非营利机构的CEO多挣25万,而且还能落个”慈善家“的美名,堂堂皇皇的进入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大摇大摆的指挥那些苦命的CEO。有了如此名利双收的好事,那些聪明无比、原本可以为改变这个世界做出极大贡献的人,当然会蜂拥至商业部门,你还指望非营利部门能壮大?

二、广告和营销:

在商业部门,广告促销是天经地义,市场推广费用,没有最多,只有更多;而在非营利部门,捐款怎么可以用来做广告呢? 没门!(除非有公司愿意免费做广告!)那么是不是非营利部门做营销本来就没必要呢?绝非如此!Dan以自己筹划的AIDS为例,5年里,18万余人参与,共募集了近6亿美元。他们能够触及这么多人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强大的广告攻势,他们在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登整版,在电台、电视台黄金时段大肆做广告。Dan问,试想一下,如果你就只是在洗衣房散个小传单发个小广告,能召集到多少人呢?连“市场”都不让做,怎么能指望非营利机构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呢?

三、为创收的新创想承担风险

如果迪斯尼砸下2亿美金拍个电影,打了水漂,没人会上告到司法部;可是,如果你的社区贫民百万募款活动,在12个月内没有产生75%的”收益“,你连人品都会被质疑。与其做得越多,错得越狠,大家都墨守成规,没人愿意尝试募款新方式。你扼杀创新时,也扼杀了新的募款渠道,也遏制了机构乃至整个部门的成长。

四、时间:

亚马逊(Amazon)成立后,6年没有盈利,可是投资者们也舍得着眼长远,等他们一步步构建基础设施,打好基础;在非营利部门,想要花6年时间去创建一个大梦想?等着上十字架吧。

五、盈利:

资本有追逐利润的天性,而非营利部门的盈利,不能用于分红,直接影响就是没有资本愿意来投入,没法实现资本流转增值的滚雪球效应。商业领域能轻松锁定万亿资本,扩张发展,而非营利部门却是渴求资本而不可得。

总而言之,由于这些观念上的桎梏,非营利部门吸引不了优秀人才,无法利用市场手段进行推广宣传,吸引新”客户“,不敢进行新尝试,没有时间去打基础去犯错误,也没有交易市场来扩大资本规模,就这样的状况,你还指望非营利部门能有怎样的发展? 数据说话吧。1970-2009之间的30年里,年收入翻越5000万美元的企业有46,136家;非营利机构?区区可数的144家。

2013.03.20-50-million-revenue-barrier

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创新?

商业领域革新不断,这些保守而矛盾的思想从何而来呢? Dan把它归咎于新教徒的传统。400年前,当新教徒远涉大西洋,来到这片新大陆,一方面他们想要实现其宗教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又迫切希望在这块新大陆上创造积累新财富。于是这构成了一组矛盾,钱赚的越多,罪孽就越深重,于是行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忏悔的方式。既然是因为”赚钱“而生的忏悔,那怎么还能让慈善继续”赚钱“呢?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他们关注善款里究竟有多少比例是“直接做了善事”,也因此对运营费用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对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很多人把”支持善业“和运营支出二分对立,如果运营支出多了,那么支持善业的资金就少了,因此运营支出是负面的。由此,很多机构不得不尽量压低运营费用,而这是以机构发展为代价的。事实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运营支出。如果运营支出,能够帮助非营利机构把饼做得更大,吸引更多的资金,那不是更好吗?募款费用是绝好的例子,因为募款支出有极大潜力实现直接增收。以他自己的经历为例,他们以5万美元作为风险资本,启动”为艾滋骑行“的募款活动,9年里,在扣除一切募款支出后,他们一共募集了1亿零8百万美元,让启动资本翻了1982倍;而在为乳腺癌研究进行的募款活动中,短短5年里,他们让35万美元的筹款费用翻了554倍,募集了近2亿美元。Dan随之问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关注乳腺癌问题的慈善家,你是会找来全世界最好的研究专家,给她35万美元做研究,还是给她的筹款部门35万美元,让他们把它变为1亿9千4百万美元,让这个专家全心做研究?

大家习惯性认为筹款费用不能超过预算的5%,一旦破了5%的界,好像这个机构问题就大了。Dan曾经处在这个问题的暴风眼中,有过切身之痛。2002年,他的公司正在巅峰,一年就募集了7100万美元;而同时,他们也被盯上,被指责运营费用高达40%,追求扩张,过于费力去取悦客户,片面追求活动的新奇刺激感。他的客户顶不住压力,终止了合同,他的公司一夜倒闭。随后,他的客户延续类似的活动,而募款规模却直线下降了84%。

2013.03.20-Overhead-low Dan认为,这种做法是用道德绑架了俭省。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整个的饼有多大? 一个是运营支出只有5%,收入只有71元的烘焙义卖活动,一个是运营支出占40%, 营收却高达7100万的企业,你觉得哪个的贡献大?

反思过往,Dan倡议,现在是重新检省先人遗产和过失的时候了,是该考虑我们应该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的时候了。他很形象的说,当我们这一代退去的时候,我们的墓志铭不该是”我们为慈善机构省了很多运营支出!“ ,而应该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

Dan最后总结道,如果我们能有勇气和胸怀改变这些观念,发展出一个壮大的非营利部门,发挥它的真正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创新。

后记

Dan Pallotta的观点,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作者在商学院就读时,他曾作为嘉宾,来到我们的课堂上。即使在波士顿这样一个以开放闻名的城市,即使是一群年轻而激进的MBA学生,在课后,仍然有不少同学摇头。我们曾有过一番小范围的热烈争论。最后,起初站反方的同学开始承认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其实并非不能接受,可是他的行为太极端,触痛了很多人的心理底线。

Dan Pallotta的这些观点,在他2010年出版的Uncharitable一书里,有很详细的阐述,其中专门有一章讲述运营成本。国内受”零成本“怪圈困扰的同志们,也许能在他的辩驳中,找到些启发。2012年底,Dan Pallotta出了一本新书,Charity Case,也可学习。

原文转自:善天下 http://www.gpcommon.org/ch/?p=124 编者引用时有若干字符改动。微博:善天下-GPC

2012年9月9日沪穗TEDx双城记活动预告

2012年9月9日,广州和上海将同时举行TEDx活动:TEDxGuangzhou2012TEDxPeopleSquare 。无论你是在大会现场观看,还是在其他城市远程关注,我们期待这双城TEDx 大会能激励大家对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对世界的探索和看法有更丰富的理解,并能身体力行来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

继续阅读2012年9月9日沪穗TEDx双城记活动预告

关于仁爱、慈悲以及其他

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看过当年的TED大奖获得者之一的Karen Amstrong关于仁爱(英文是compassion)的TED演讲,当时看完后颇受鼓舞,但一直没有什么很实际的行动去做点什么。直到在最近看了一个讲述同一话题的TED演讲,我才恍然大悟。

这个演讲是一位叫Chade Meng Tan的Google工程师讲的,他是最早加入Google的工程师之一,已经在Google工作十年,现在是从工程师的职位退休,转而担任Google的“善心好汉”(这个职位的英文名称是“Jolly Good Fellow”!不知是否全球唯一这样一个职位。)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演讲吧:


Chade-Meng Tan: Everyday compassion at Google

在介绍他的演讲之前,我想也许先讲一下英文的compassion这个词在中文里应该怎么讲。Karen Armstrong在她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Twelve Steps to a Compassionate Life》的新书里就提到说,有一次她到荷兰去做一个演讲,但她后来发现,译者把她演讲里凡是出现compassion的地方都翻译成为了荷兰语里表示“怜悯”的一个词。但她认为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compassion并不是指怜悯或者同情,而更多是“感同身受”那样的意思。在同一本书里,她多次引用了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并且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关于compassion的观念记录。于是综合考虑,我想也许把compassion译作“仁爱”会比较合适,下文都会采用同样的一个翻译。

Chade Meng Tan 在演讲中指出,仁爱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对咱们的社会也特别有意义,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点,可是很少有人主动去做。为什么呢?Chade Meng Tan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大部分人只想到仁爱是一桩苦差事——但假如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种乐趣呢?甚而是通过仁爱的行为,还可以给企业带来利润呢?

这就引出了以下的例子:

Chade Meng Tan 开始寻找有哪些企业是做得到仁爱跟商业并重的。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服务的Google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Google是一个诞生于理想主义的企业,并且正是由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才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仁爱在Google得以有机的成长,并且遍及每一位员工。Chade Meng Tan发现,在Google, 往往都是由几个人开始牵头,去做一些倡导仁爱的项目,并且往往不需向上头请示,慢慢的会有其他的Google员工加入,项目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甚至会从个人的业余项目变成公司的项目。换而言之,所有此类项目几乎都是从下而上产生的,其中的几个例子是:

一位厨师、一位工程师、以及一位按摩师发现在印度有一个地方,那里居住着20万人,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医疗机构。于是他们发起了一个捐款活动,并且成功募集到足够的款项,为当地建起了第一家医院!
海地地震期间,几位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在一起连夜工作,做出了一个在线的工具,帮助人们找到失散的的亲戚和朋友;
一位Google中国的中层员工,发起了“益暖中华”的倡议,结果发展成为了一个相当大的支持中国高校学生进行公益实践的平台;
……

正是由于有很多此类的自下而上发起的公益行动,所以Google决策层决定组建一个专门关注社会责任的团队,以支持此类的行动——而这一决定本身则来自于两位Google员工,他们自己写了一份关于专门关注社会公益的工作简介,提交到上层,结果被通过了!

正是因为Google的员工觉得做此类的事情是有乐趣的,才使得这样的行动在Google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是,光是有乐趣还不够,那除了乐趣,仁爱还能带来什么呢?

首先,可以创造出非常有效率的商业领袖。在著名的《从优秀到卓越》那本书里,作者提到,卓越的企业领袖(Level-5 Leadership)往往具备两种杰出的特质,分别是谦虚以及有志向。他们往往是希望为更大的社会福利做出贡献。而这样的商业领袖往往是最成功的商业领袖。仁爱往往可以使得一个人变得更加谦虚,也可以让他有志于为社会多作贡献,而这正是卓越的企业领袖的最大特质。这也是仁爱给企业带来的第一大好处。

其次,仁爱可以为企业带来一个具有进取心的团队。员工会彼此激励,因为大家都希望为更大的社会做出贡献。试想一下,你早上去到公司,看到你的同事要为印度的一个城镇建医院,你怎能不被这样的同事而激励?而正是这样的彼此激励使得合作、新尝试以及创造力都得以产生。也使得整个企业本身变成一个高效的企业。

那什么才是在企业内部培养仁爱的秘方?Chade Meng Tan 认为,有三个办法:

其一,让员工关心社会。不妨经常想想:我们的公司以及我自身如何为社会多做点什么?而这样的一种服务社会的想法是非常能够给人带来激励的,并且可以让仁爱在这样的土壤上去发育和成长。

其二,自主,给员工最大程度的自由,让他们做正确的事。而假如你能创造出仁爱以及自主的环境,企业员工就会做正确的事情。

其三,关注内在发展以及个人成长。例如Google的企业内部培训就非常重视员工的内在素养,他们甚至是创建了一个为期七周的情商课程,名为“自我搜索”(Search Inside Yourself)。其中一点就是创建新的心智习惯,例如,每次我们见到别人的时候,假如我们都能够在内心不由自主的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我要使得这个人变得快乐”,这样的一种心智习惯可以改变工作环境的一切。因为你的善意会被别人潜意识中获得,使得双方产生一种信任,而信任则有助于催生很多的好的员工关系。而后者也往往有助于在工作环境里培养仁爱的气氛。

听完这个演讲,我收获良多,并且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把最近拿到的《Twelve Steps to a Compassionate Life》看完。我愈发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不仅仅是少数人才会做并且做得到的事情,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得到,并且假如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尝试这么做。

最后提一下,上面这个演讲正是在仁爱宣言(英文是Charter of Compassion)颁布的那个仪式上的一个演讲,该宣言是Karen Amstrong当年TED愿望的一部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此倡议的专门网站上去看看。

约翰•哈迪:我的绿色学校之梦

珠宝设计师约翰•哈迪(John Hardy)在2007年退休之后与妻子一起展开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他们在巴厘岛建造了一所绿色国际学校(英文是Green School)。孩子们来到这里不仅要学习常规课程,还需要学习如何利用竹子建造环保的房屋。让孩子们在大自然的沐浴下学习成长,这个打破传统学校概念的绿色学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前些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摄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席卷全球,影响了很多人,约翰 哈迪就是其中一位。他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像我们这样经历着环境的恶化”,因为最终要承担这些代价的将会是我们的后代。于是,在巴厘岛做了半辈子的珠宝生意后,约翰决定将自己的后半辈子回赠于巴厘岛,建造起一间绿色学校,增强下一代的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学生可以在周边的竹林里爬树

绿色学校的设计绝对名副其实。没有墙壁的教室与大自然连通在一起,依靠自然采光,老师们在竹板上写字;微风徐徐,学生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孩子们不仅学习如何做知识的主人,还要学习去做这个世界的主人。如果他们在课桌上随意刻画,那么他们接着就要学习如何去打磨桌子,给桌子上蜡,把桌子修复成原样。那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此一来,孩子们便真正地拥有了那张桌子。

学校在各种实施方面到考虑以绿色为先,比如依靠水力发电,使用可循环利用塑料替换易坏的帆布屋顶,使用汽车挡风版代替写字白板等。绿色学校也逐渐带动了周边绿色产业的发展,人们建造起了绿色房屋,环保企业纷纷进驻,绿色饭店也相继开张。这一区域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绿色社区,一个绿色典范。

孩子们在这里随时都可以学习知识。他们学习如何种植,培育并收割有机大米,蔬菜,这些技能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都将大有裨益。


John Hardy: My Green School Dream

—————–
编者后记:
约翰 哈迪说:绿色学校是为世界而建的(Green Schools are built for the world.)这个让我想起丹麦一个叫KaosPilot的同样很著名的商科学校的名言:KaosPilot wants to be “The Best School for the world”. 两者共同点是都用了“for”这个字。而for意思就是“为了”。当约翰·哈迪要为世界建最好的绿色学校时,他得到了包括当地人、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地支持绿色的人士的帮助,去那里做志愿者或者是老师。而当Uffe Elbeak要在丹麦建KaosPilot时,也是在这样一个 “best school for the world” 的信念下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这对于咱们那些希望做教育改革的朋友,不管是政策制订者、教师、学生或普通百姓,都是很好的一个参照。

假如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看KaosPilot创始人Uffe Elbaek先生在北大的一个TEDx演讲TEDtoChina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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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彼斯曼:投票系统设计师


对于电子投票人们常常会产生的疑虑是投票人无法得知自己的投票是否能在被保证匿名的情况下,准确地计入投票系统。在戴维•彼斯曼(David Bismark)和他的同事一起开发的投票系统中,每个投票人都能得到一张加密的投票存根,以此保证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近来又到了美国两党竞相争取选票的时刻,虽然只是中期选举,但两大政党的宣传阵势与选民的参与度却丝毫未被削弱。美国的选举制度可谓是其民主进程的一大标志,在特定的日子,人们奔走与特定的投票场所,投下慎重的一票。人民珍惜这能够参与决定国家未来的权利,并且希望自己支持的政党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但现实是,权力总会带来相应的腐化,政党为了把持住权力有事也会在选举中做手脚。

在美国这样的多州国家进行全民选举并非易事,各式错误似乎总是不可避免地在发生。有些人试图欺骗,有些人试图使坏,比如拿走投票箱什么的。当然已经有一套程序在减少错误发生。比如选民在投票前都要出示身份证,各自到投票室填写选票,然后进行匿名投票。但是我们有想过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吗?我们需要相信之后的一切都正常有序地进行着,我们需要相信监票人员,相信人工计票人员,还需要相信电脑系统。但是当我们看到新闻媒体上报道计票程序出现的各式纰漏时,我们不免感到心灰意冷。


TED.com: David Bismark: E-voting without fraud

面对这样的状况,研究人员开始重新思考投票的程序。他们认为也许应该设计一种电脑投票系统,让选民投出的每一张票都可以得到证实。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保证选票在保持匿名的情况下还能被证实?戴维说他们可以在选票上做文章。如果每张选票上的候选人次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选民把候选人名字那一列撕下来后,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投了谁。此外,在每张选票的右上角还有一个加密的验证码,电脑会自动进行加密和解密工作。当选民投票结束后,他们可以撕下带有加有密码的一半选票,交给工作人员扫描,然后保留存根。加密验证码可以保证每个选民的选票都被计入系统,公布于网上而又不被黑客侵入。戴维认为这样的投票系统离真正的民主进程又更近了一步。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与撰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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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杰克蕾:贫穷,财富与爱

杰西卡・杰克蕾(Jessica Jackley)是P2P微型信贷网站Kiva(Kiva)的创始人之一,Kiva是一个为小型企业募集启动基金的网络平台,旨在扶植贫穷地区的创业者。自网站建立以来,有超过32万5千名用户获得了来自70万用户的零利率小额贷款,涉及金额高达1亿2千多万美金。

撰稿人介绍
唐菲
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修国际经济与贸易,在校期间曾作为美国MSU交换生去美国进修管理课程。目前供职于一家知名的国际公关咨询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声誉管理相关工作,对媒体有一定的了解。

今天,杰西卡为我们带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什么是贫穷?消除贫穷不是仅靠怜悯与单纯的施舍,而是应该真正从发展的角度帮助生活在贫穷地区的人民,为他们带来崭新的生活。

杰西卡早期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受到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讲座的启发后,辞去自己的工作,加入了非营利组织。她亲自前往肯尼亚,乌干达等东非地区与100多名当地贫穷企业主见面,沟通,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与需求。这些企业主的故事点燃了杰西卡成立Kiva网站的念头。她相信只要通过小额的资金就可以使这些人们的生活获得很大的转变。


TED.com:Jessica Jackley: Poverty, money — and love

建立Kiva后,贫穷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募集到的资金也与日俱增。然而,杰西卡认为对于她来说,Kiva永远是一个讲述故事的网站,它讲述着真实的贫穷地区的人们的故事,向广泛的公众传达世界上的贫穷问题。Kiva与企业主和募捐人所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远不仅是金钱的利益关系,而是去唤起公众对贫穷地区的尊重,唤起企业主的希望,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杰西卡认为一个平凡的故事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借助网络社区的力量将个人的故事讲述给公众,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故事里,仅仅通过一笔小额贷款,而这笔小额贷款足可以激发一个人潜能,改变他的生活。

杰西卡在演讲中还与大家分享了她通过建立Kiva获得的一些宝贵经验。第一点是创业精神,一定要抓住机会,只要确定这么做未来会比今日更好,那就去做。第二点是贷款形式是一种非常好的资助模式,不同于一次捐赠,它让借贷双方建立一种更长久的关系,让公众可以长期的关注贫穷问题。第三点是支持和鼓励远比单一的金钱支持更有意义、更有力。同时,Jessica还简要的介绍了Kiva的未来发展方向和Profounder项目,一个对募捐者回报方式更人性化的项目。

杰西卡从来不通过说服他人募集资金,她认为每个人内心,其实都关心着世界上的贫穷问题,都拥有一份爱。她能做的就是通过今天与大家分享她的故事,提醒所有人,我们确实关注着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民。她鼓励所有人都可以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发挥自己的潜能,让未来比今日更美好。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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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琳达·盖茨:NGO们能向可口可乐公司学习什么

梅琳达·盖茨(Melinda French Gates)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 的妻子,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共同创始人。坚信每个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所有人口获得健康和高产的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基金会主要关注如何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并创造机会让他们自己摆脱饥饿和极端贫穷的状况。

撰稿人介绍
赵磊
赵磊是蛋奶素食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喜欢发现平常的东西中不平凡的一面。他喜欢TED的演讲,对于能够坚持自己理想并去实现它的人十分敬佩,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人。他认为TED不仅提供新的理念,而且为新理念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每次听TED的演讲,他都会觉得自己与世界都能变得更加美好,也因此他乐于帮助传播TED的理念。

梅琳达因工作需要,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各种地方母亲交谈后,她发现母亲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们的孩子能健康地成长并获得成功。但是,贫穷是实现该愿望的最大阻碍,比如,很多地方还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她为贫穷状况感到震惊的同时,还为这些地区都有一种东西感到惊奇——可口可乐。

TED.com:Melinda French Gates: What nonprofits can learn from Coca-Cola

既然可口可乐无处不在,为什么避孕套或疫苗等健康服务的传播不能像可口可乐这般普及呢?她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要点有三,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对NGO们有所帮助:

1、数据的实时反馈。
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实时收集数据,并给予实时反馈。这个反馈过程是实时、连续的。这样新想法会及时运用在产品上,并推向市场。而目前,NGO们一般只会对最终结果进行反馈,这犹如在黑暗的情况下打保龄球,击中目标与否只能在最后灯亮时才清楚。

2、利用本地资源。
如何将可口可乐运往非洲的偏远地区?由于这些地区路况很差,通过大卡车拉的方式显然行不通。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当地人的智慧,在各地设立分销中心,雇佣当地销售员,这样,装在驴背上、手推车或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上的可口可乐就到了偏远地区。考虑到当地人更清楚自身需求,并且懂得如何激励人们改变,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一项健康扩展计划,也利用到了这一点。这个类似中国赤脚医生的健康扩展计划实施后,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死亡率显著地下降。

3、创新营销。
可口可乐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使人们渴望可口可乐。如何使可口可乐成为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呢?每个人都希望幸福,因此,可口可乐有一个口号“畅爽开怀”(Open Happiness),它将可口可乐与每个人的幸福联系起来。比如,可口可乐公司与南非世界杯官方合作的宣传曲《旗开得胜》(Wavin’Flag)就抓住了人们对自由、胜利的渴望,被人们广为传颂。相比之下,NGO们简单的认为人们需要什么东西,就会自然而然的渴望它。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如果腹泻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大杀手,那么我们会认为只需建立洁净厕所即可预防大多数腹泻的发生。但是,在很多地区,厕所建好后,基本没人用,因为人们不想要它。在印度北部地区,NGO们采取了另一个策略,将厕所和现代、时尚的生活联系起来,厕所成为了谈婚论嫁的必备品,女方非厕所不嫁。

盖茨基金会将前两点运用到一次小儿麻痹症防治中——实时报告疫情、利用当地现有资源,成功地阻止了该病的流行。不过,梅琳达指出人们对小儿麻痹症的关心不够,政府也在逐渐减少对它的资金投入,如果,我们试想一下消除小儿麻痹症后,世界将变得更好,或许,人们就会更加主动地加入消灭小儿麻痹症的队伍中来。

幸福是什么?梅琳达认为幸福就是母亲能怀抱健康婴儿。如果我们能学习不同领域的创新观点,并合力实现该愿望,这个母亲最基本的幸福就能如可口可乐一样无处不在。

相关链接: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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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i Viravaidya:“避孕套”先生让泰国变得更好

Mechai Viravaidya)是泰国前国家公共卫生部部长,他创建了非盈利性质的组织机构“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联合会”(简称PDA),致力于计划生育和安全性行为的全国推广。自1974年起,他在东南亚推行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计划生育和扶贫项目,得到了公共卫生领域,教育和社区发展领域的广泛关注。

撰稿人介绍
Frances Liu
Frances目前在读大四,专业国际文化交流与日语。大三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交换学习的一年让她见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自己的面前,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单一。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她还享受学习各种语言的快乐。

40年前,泰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在消除贫困之前,泰国将重心放在了计划生育上。在1974年的泰国,每个家庭平均有7个孩子,人口增长率为3.3%,这显然大大超出了负荷,计划生育势在必行。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婴儿死亡率非常高,所以人们意识到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来保证这其中有强壮的个体能存活下来。于是泰国首先推行了孕妇保健方案来确保婴儿的存活率和健康,接着再实施计划生育。

由于泰国没有足够的医生推广口服避孕药,只能借助护士和助产护士的力量,20%的妇女使用了避孕药。不光是避孕药,Mechai他们还在每一个村庄的杂货店内推广避孕套,甚至在流动商贩的船上人们都可以轻松购买到避孕套。

之后,Mechai与同事们将计划生育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在他展示的图片中,黄色衣着的僧侣正在向人们分发圣水与避孕套。这张图片传遍了泰国全国,于是各地的僧侣也纷纷效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外,在五年中,超过250,000名教师得到关于避孕,计划生育的培训,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泰国甚至举办了教师吹避孕套竞赛。这就是Mechai所说的寓教于乐,在教授孩子们关于避孕知识的同时,在学校内举办“避孕套大赛”。避孕套被认为是女生最好的朋友。


TED.com:

1975年,一个名为“非妊娠小额信贷计划”出炉,专门向那些没有怀孕且想从事生意的女性提供资金赞助,这个计划也全由当地的女性运作,一直持续到今天。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到2000年,泰国的生育率降为每个家庭1.5个孩子,人口增长率降至0.5%。虽然泰国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医生,但Mechai认为,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与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是密切相关的。

之后,艾滋波及至泰国,Mechai需要暂时搁置计划生育项目来帮助民众抗击艾滋,可是政府却极其不配合,Mechai只能向泰国军队求助才得以在所有的电视和广播中宣传如何预防爱滋。1991年,新当选的首相邀请Mechai加入内阁,新首相非常支Mechai,拨了许多预算来防治艾滋。全国上下都被要求参与到这场对抗艾滋的战斗中,包括各种协会,宗教,学校,媒体。每个州都会得到一定的资金来宣传艾滋,学校内也展开了各种教育活动,包括由学生教授学生。甚至小学生们也被要求在当地的村庄散发艾滋病防治宣传单和避孕套。没有家长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孩子们是在试图拯救生命。在泰国,不论哪里都可以发现避孕套,出租车上,还可以从交警那里得到。更具创造性的是由避孕套做成的发饰,圣诞老人,以及避免手机被雨淋的保护套。Mechai将避孕套融入泰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1991年至2003年,泰国新感染艾滋人数降低了90%,共拯救了770万人的性命。Mechai指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不只是个别专家,才是泰国成功抗击艾滋的法宝。

解决了人口问题后,Mechai又将重心放在摆脱贫穷上。同样地,通过人人参与,每个人都机会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获得小额贷款。在得到贷款前,申请人需要参加一个培训项目,以便更好的使用这些资金。此外,Mechai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计划,他认为学校是整个社区的终身学习中心,也是经济与社会进步发展中心。最后,他认为将计划生育加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也是非常必要的。

相关链接: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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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佐克曼: 聆听全球之声

伊凡·佐克曼(Ethan Zuckerman)现在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关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新闻导向性,以及人们如何能善加利用媒体技术。伊凡也长期活跃于TED之上,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由他参与创办的全球之声在线(Global Voices Online)并简介过他的《TED引入社会化翻译》,此次他在刚于牛津结束的2010 TED全球大会上继续了这一话题。

伊凡谈起了前阵子世界杯时发生的事情。他在Twitter上看见一句上镜频率很高的话: “cala a boca, Galvao”,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他的一位巴西朋友告诉他Galvao是巴西当地一种濒临灭绝的鹦鹉,还说现在如果在Twitter上推这句话,那么就能捐赠10美分来救助这个稀少而美丽的物种。

这看似合理的解释只是伊凡的朋友的玩笑话。在葡萄牙语里,这句话意为“闭上你的嘴巴,Galvao”。而Galvao则代指巴西环球电视台的体育主持人Galvao Bueno。由于该主持人主持风格了无生趣,使得球迷们在Twitter上发起了一个让他闭嘴的活动。这个活动大获成功,这句话也因此在Twitter上连续两周蝉联榜首位置。

这件事情让伊凡意识到在Twitter空间里集聚着大量的巴西民众。事实是,约有11%的巴西民众都使用Twitter, 远远超过了英、美国家使用Twitter的人数比例。而据Twitter网站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24%的Twitter美国用户都是非裔美国人。

如果我们在来看看Twitter上面的各式热门话题,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同的话题只是在各自的圈子里红火着。比如白人们都在讨论着漏油事件,而黑人们都在讨论着野餐聚会。换句话说,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接触我们已经熟悉或认识的人们,而不去接触更多的人们。

这与我们最初对互联网的期待背道而驰。按照我们初始的设想,互联网应该能够打破文化障碍,将人们都置于同一个平台上,共享同一种行为方式。

伊凡认为我们似乎只看到了全球化所需的基础硬件设施而忽略了其它。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扩展国际航线可以更容易地到达不同的国家,通过互联网宽带可以更容易地知道世界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当越来越多的地方被相互连结起来时,有些地方却被切断了联系。


TED.com:Ethan Zuckerman: Listening to Global Voices

伊凡认为我们的媒介正在走向全球化的反面。以美国为例,晚间国际新闻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35%-40%下降到如今只有12%-15%,这样一来,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也会随之片面化。即使一些精英媒体也只是有选择性地报道个别国家的新闻而并非聚焦于全球新闻。在这一方面,即使如Wiki等一些新媒体做的也不是很好,其信息量还是侧重于北美及西欧国家。

伊凡称他所处的国家具有一种想象中的世界主义,以为自己连结起了全球,却未能真正地去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伊凡在2004年参与创办的全球之声在线网站就是为了应对目前媒体的局限性问题。虽然单凭一个网站本身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它带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启发。伊凡意识到独立媒体的渠道是十分多元的,但它们需要很多的工作量,还需要很多的鼓励支持。他提到了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学习英语与计算机的俱乐部竟然逐渐发展成了一个让人们发出独立声音与想法的媒介。其次就是语言的障碍。尽管现在如谷歌等在线网络翻译工具都能即时进行语言转换,它们的翻译质量还是抵不过人工翻译。伊凡所期待的是有朝一日可以有大量的人力在后台进行语言支持。他提到了如今在中国拥有15万志愿翻译的译言网,这些译者每天从英语主流媒体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报道进行翻译,并与读者分享。我们不妨期待一下,谁将成为英语国家的译言网呢?最后,伊凡又提到,即使我们有心去找寻英语国家的译言网,我们也不见得能够轻松搜索到它。道理很简单,我们通常所有的资源都是来自那些和我们习性相同的朋友那里,也许我们有时需要跳出常规交际圈。他提到了全球之声在线网站中东地区的编辑Amira,Amira也许正在干着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活,一方面她要协调来自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网友间可能的矛盾,一方面她也需要了解怎么样的话题会吸引全球目光。这样具有全球视野与本地智慧的人,也许可以带领你跳出你的常规轨道。这样的人们通常被称为桥梁式人物。

此外, 伊凡还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善加利用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去了解世界。也许你爱好体育,音乐,食物,或是文学写作,你都可以在这个世界的其它角落找到你的爱好,去体会它的另一番滋味。

总之,仅凭个人的想法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完善的媒体,网络,教育系统以及移民政策。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联结更广阔的世界,怎样普及人工翻译,怎样支持那些文化桥梁式的人物,以及怎样通过自身去了解别的世界。

相关链接:

TED周边:Ethan Zuckerman谈TED与社会化翻译

[尖峰盘点] 全球之声,五年纪事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及撰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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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罗斯林谈世界人口增长

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是一名统计学家,他早年在非洲发现了一种因饥饿而引发的麻痹症,现在他注重于经济与社会的宏观发展。目前,他正深入了解人们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地向“西方国家”即“发达国家”转变。同时他也认为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惯有观念也应该有所转变。

撰稿人介绍
赵磊
赵磊是蛋奶素食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喜欢发现平常的东西中不平凡的一面。他喜欢TED的演讲,对于能够坚持自己理想并去实现它的人十分敬佩,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人。他认为TED不仅提供新的理念,而且为新理念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每次听TED的演讲,他都会觉得自己与世界都能变得更加美好,也因此他乐于帮助传播TED的理念。

在此次演讲中,他探讨了世界人口增长问题。首先,他使用宜家的箱子模型来解释人口增长。每个箱子代表10亿人口,蓝色箱子表示“西方国家”,绿色箱子表示“发展中国家”;而箱子前的交通工具则表明了人口的经济状况——飞机代表“优”,汽车代表“良”,自行车代表“中”,鞋子代表“差”。

汉斯首先向我们展示了1960年世界人口为30亿时的景象。此时1个蓝色箱子处于“良”,2个重叠的绿色箱子处于“差”,这表示:在西方国家,10亿人口,人们的身体健康、教育良好、生活富裕,而且大多是小型家庭模式,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买一辆车;然而在“发展中国家”,20亿人口,人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买一双好鞋。“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今,2010年的世界人口与1960年相比增加了40亿。这增加的40亿人口大多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优”,他们的梦想是飞到遥远的地方度假;“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了“新兴国家”,这里面有10亿人的生活水准达到了过去“西方国家”的水平;和1960年不同,新增人口中有30亿处于“中”,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买一辆自行车,然后再买一辆摩托车;然而,还有20亿人口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这样,1个蓝色箱子处于“优”,1个绿色箱子处于“良”,3个绿色箱子处于“中”,2个绿色箱子处于“差”。最富的“西方国家”和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变大了,但是中间不再存在鸿沟。


TED.com:Hans Rosling: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那么将来会发生什么呢?2050年,“西方国家”增长缓慢,最终将被一些“新兴国家”赶上;如果新能源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其他“新兴国家”的30亿人口也能买得起车;最穷的20亿人口因为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人口将增长到40亿,除非能摆脱贫困、得到良好教育、提高儿童存活率,他们才能买得起自行车和手机,过上“中”的生活。而只有消除了处于“差”的人口,世界人口才会停止增长。最终,1个蓝色箱子和1个绿色箱子将处于“优”,3个绿色箱子处于“良”,4个绿色箱子处于“中”。

最后,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用他最擅长的Gapminder数据可视化技术来演示世界人口变化。可视化的数据图上显示的每个气泡都表示一个国家,气泡的大小则反应了人口的多寡;不同的洲用颜色区分,黄色表示美洲、深蓝表示非洲、棕色表示欧洲、绿色表示中东、浅蓝表示南亚、红色表示东亚。纵轴表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横轴表示儿童存活率。

我们看到,1960年时,“西方国家”处于图的右下方,特征为高儿童存活率和小型家庭模式;剩下的多彩“发展中国家”则位于图的左上方,儿童存活率低,家庭人口多。随着时间的变化,大部分气泡开始向前移动,这是因为教育的普及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儿童存活率开始提高,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妇女生育数减少,气泡又开始向下移。2008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加入了“西方国家”的行列,处于图的右下方,但是还是有最穷的20亿人口处于左上方。这20亿人口的儿童存活率低,但是他们的出生率很高,即使出生6个只能存活4个,过一代后,人口就会增倍。所以,为了阻止世界人口继续增长,就要不断提高儿童存活率,至少达到90%。这也是盖茨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种救援组织和各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做的事,而且成效显著。如果保持下去,世界人口就可稳定在90亿。

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呢?汉斯说他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可行主义者(possibilist),这意味着抛弃情感因素,理性地分析世界。通过发展绿色科技、消除贫困、建立全球政府,让我们得以生活在更美好的世界。和上面的2050的预测不同,汉斯认为最终将有1个蓝色箱子和2个绿色箱子将处于“优”,3个绿色箱子处于“良”,3个绿色箱子处于“中”。“西方国家”不再孤单,在新世界里,它的角色是“奠基者”。

相关链接:

Gapminder
盖茨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王韫千
Monday@TEDtoChina专栏组稿人

王韫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英语(涉外法律)专业,目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跨文化交流专业。她相信文字与传媒的力量,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与思想,喜欢与人分享,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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