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走访了很多国家，见到了很多年轻人，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我们似乎已经失去智慧，那些来自于大地的智慧（the wisdom from the indigenous people）。我不禁要问：为何我们会落到这个境地？你们是否认为我们这个无比聪明的大脑——这点可以从在TED大会上展现的各种科技上看出来——与我们的心灵之间，在谈及一些非科技的事物，谈及爱和同情心的时候，会存在着某种断裂？我与很多年轻人交谈，他们不是感到失望、漠然就是满腔愤怒，他们嘴边只是说：“我们这么想是因为你们已经吞噬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做什么也没有用了。“
克林顿离开白宫以后，致力于非洲发展事务，受到了保罗·凡马斯（Paul Farmers）创建的“医保伙伴”（Partners in Health ）的影响和启发，克林顿决定到卢旺达开展项目。他们之所以选择卢旺达，是考虑到那个国家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深重，假如一种成本低廉的医保模式能够在卢旺达推行，那么，这样的模式也能推广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作为试点。十八个月后，他们搞了一次项目进度评估，结果是，卢旺达政府对该项目非常满意，决定要将该计划在全国铺开。
奥瑞·奥科罗这么问：“形象之意义在哪里？”（what’s image got to do with it? ）她说，在人们头脑中，非洲总是一个不光彩的图像，那里有的只是贫穷、腐败以及疾病。而作为一位在哈佛大学毕业的非洲人，人们不会想得到奥科罗会对于这样的图像特别敏感，并且将其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在 TED 非洲大会上，奥科罗说，“我尝过穷困的滋味，我知道催债的铃声是多么刺耳——日子好的时候，我们能吃得上鸡蛋和香肠，日子坏的时候，我们只有粥吃。” 她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庭里，要积下来一点钱都很困难，但是，她父母还是决定要让她进私立的教会学校。几乎每一个学期，奥科罗都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逐出学校。”为什么他们不把我送到一间更便宜的学校去？那也太让我丢脸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有某样东西在阻碍我们前进，不过，今天我们先向前迈进一步，一起看看下一个纪元（the next chapter）。这也是 TED 非洲大会意义之所在。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帮助的到底是谁？是那里的人民，还是那里的政府？有一次，我在一个非洲人的在线论坛上发帖提问：1960年至今，非洲一共产生了204位国家领导人，你能够从中数出20位你认为是好的领导人来吗？我们甚至连20个名字也不能凑齐。这里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曾为其国家的人民谋福利。这些领导人不是出自殖民统治时期的走狗，就是出自气焰嚣张的精英，或者是假革命分子。而我们回顾非洲的过去，会发现，传统的非洲社群的领导模式完全不是这样的。
另外，传统的非洲是按族群居住在一起的：族群里要么没有首领，要是有的话，必然会有多重的监督防止滥用职权的发生。就是那些远古时期的非洲帝国，也是能够实现权力去中心化的。而今日的统治者去此亦可谓十万八千里。美国人说“我是”（I am）的时候，重音是落在“我”这个字上的。而在非洲，那里的人说“之所以说我是我，是因为我是我们的一员”（原话是：I am because we are，南非祖鲁语有一个词，叫 ubuntu，也是同样的意思——译者注）。而“我们”则代表了社群，农场归社群所有，社群自行决定该种什么，而根本无须听从首领的吩咐。作物有收成了，他们就拿到市场上卖，所得也归社群。概而言之，传统非洲是有市场经济的，早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那里已经有了很兴旺的市场。只不过是非洲的资本主义跟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加纳的草根阶层，让改变由社会的底层开始发生（to instigate change from within）。我相信，在“猎豹一代”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从每一条村庄开始，实现非洲之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