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真实的非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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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从演讲视频的2:06秒处开始]

人们现在经常在谈论非洲,可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过是更多的讲述非洲相关的新闻罢了,我们并没有怎么演绎非洲的故事。我认为应当细细的区分此两者。假如新闻真的是可靠的话,那么有40%的美国人要么无法得到医疗保险或仅仅能得到最简陋的医疗保险,而这个国家的总统尽管面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示威民众,甚至是其国会的反对,却依然发动了对伊战争。所以假如我们只看新闻报道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美国是一个跟津巴布韦那样糟糕的国度?可大家都知道这并非事实。

讲到战争,使我想起我的女朋友,她有一件T-shirt,上面印有这样的文字:为和平而开战就有如为保持贞洁而做爱(Bombing for Peace is like fucking for virginity)。事实上,我们对于美国的了解以及美国人对于自身的了解,都不是来源于新闻的(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是每天晚上,看证券市场的行情,我才知道我是谁。我们所以知道我们是谁是来源于故事,来源于小说、电影、风尚杂志以及流行文化,这些能激发我们的想象的东西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自我的媒介。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非洲,那里的人们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的岩石绘画、马里人的史诗直到现代文学。所以,假如你要了解非洲,那么请你阅读非洲的文学,并且不要只是读关于非洲政局动荡的书——恐怕你不会说我读过《乱世佳人》,我就认识美国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诗人杰克·吉尔伯特(Jack Gilbert)写过一首诗,叫被《遗忘的心灵片语》(The Forgotten Dialect of the Heart),诗句写道:“当人们第一次翻译苏美尔石板(Sumerian tablet)的时候,人们把那当作商业活动的记录。可它们会不会是诗歌呢?我的爱就像十二头埃塞俄比亚的山羊,沐浴着晨曦站在山岗上。山羊背上的 Fuya是我对你的宣言,我心底的情诗。“

这是重要的,对文本的误解往往会带来别的误解。圣经第一次传入尼日利亚是由英文版翻译成伊博语(伊博)的。大家要知道,伊博语是一种带声调的语言,所以假如我说Igwii,Igwii,两个单词,拼写一样,前者意指“天空或天堂”,后者则指“自行车或铁”。所以,在那个伊博语的圣经译本中,“上帝居于天堂,他的周围有天使在飞舞”这句话后来被喀麦隆有一个民族直接采用伊博语版本的译文,在帕克瓦语(Parkwa)里,刚才我引用的话就被译作“上帝坐在自行车之上,他的周围是一班天使。“看,语言就是这么奇怪的东西,它会把本来明了的东西复杂化。

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出自身的存在。可是我发现这不是正确的。语言事实上直接就构成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世间万物本来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只不过我们给它们赋予了价值。所以单单抽象的去理解语言是不可能的,唯有在语境、在故事中,我们才能达至理解。

我们最好记住这样的道理,否则的话,我们就只会一味纠缠于历史。

我们此次大会上涌现出许多的有趣的想法,可是这样的想法对于非洲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尼日利亚在1960年代取得独立,而在尼日利亚国内第一次出现关于民族独立的讨论是在1922年,那时刚刚发生了尼日利亚妇女市场暴动。1967,尼日利亚内战的炮火在燃烧时,尼日利亚人就已经发明了霍乱疫苗。大家还是记下这样的事实吧,不然十年后我们再次聚首于此,我们还将讲述同样的故事。

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讲了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故事里头融入人性关怀,这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先讲一个尼日利亚笑话。

汤姆、迪克、哈里三个人在工地工作,他们聚在一起吃午饭。汤姆打开饭盒,发现里面又是米饭,他抱怨到,“唉,都二十年了,我的妻子一直都是给我准备这米饭,要是明天我在饭盒里再次见到米饭,我就干脆跳楼自杀算了。”迪克和哈里也这么发誓。第二天,汤姆发现饭盒里准备的又是米饭,于是把米饭扔掉,自己也跳楼而亡。迪克和哈里也照样做了。事后,汤姆的迪克的妻子都感到很伤心,恨自己不该把米饭装到饭盒里。可是哈里的妻子倒是感到不解:哈里那家伙过去二十年里不都是他独个儿准备午饭的吗?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故事里面的人物分别被换成了伊博人、约鲁巴人(Yoruba)和豪萨人(Hausa),而豪萨人就是故事里面的哈里。本来一个聊以解颐的笑话竟成了传播种族歧视的载体。

我的父亲1950年代的时候在爱尔兰Kork大学念书,每当人们在爱尔兰见到我就说,看,那是克里斯·阿班尼,他是Kork的。他小时候在尼日利亚长大,那时他对我说,千万不要住在约鲁巴人的家里,因为他们会对你下毒手的。今天我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觉得也并非妄言。假如你真的认识我父亲的话,你也会对他下毒手的。(观众笑声)

我是在1966年,尼日利亚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出生的,三年后,内战结束。我上小学,可是当局不想把内战的事实写入教材。他们或许是认为那样做只会培养出新的反动的一代吧。可是我遇上了一位独具创意的老师,他来自巴基斯坦,还是一位穆斯林。他想让我们知道内战的事实。他教我们纳粹屠犹的历史,于是从那一张张让人揪心的纳粹屠犹的图片中,我认识到了自己国家所发生的历史——大家想想,那是一位巴基斯坦来的穆斯林老师,给伊博的孩子讲述纳粹暴行。故事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不带任何国籍、不属于任何人,却可以驻扎于我们的心头。

我16岁的时候写出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那是讲述新纳粹占领尼日利亚,并在此地建立”第四帝国“。这样的故事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我的小说里,新纳粹把重要战略据点炸掉,控制全国,可他们的行动最终被尼日利亚版的詹姆斯·邦德以及一位犹太裔的纳粹猎手所挫败,故事震动了全国。当我的书出版以后,我被称作弗朗西斯·福赛斯(Francis Forsythe)的对手,这于我而言顶多就是一个含糊的荣誉而已。而也是在同一时候,我的书被指责含有“煽动政变”的嫌疑,于是18岁的时候,我锒铛入狱。

我的成长史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在座很多人小的时候家境非常优越,你们的家里有钱请保姆、有钱买汽车。而我则是在监狱里成长起来的,那时我还不知怎么用语言来描述那段时光。那是一种让你彻底惊恐、彻底绝望的生活。我于是期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语言,用那种语言来理解那一切。

6个月以后,我被释放了,他们也没有说什么理由。可是要是你今天在餐馆里见到我,你一定明白,那是因为我在狱中吃得太多,他们舍不得那饭钱啊。(笑声)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而事实上,许多尼日利亚孩子都能在书本的伴随之下成长。我们昨晚还在谈论哈罗·罗宾斯(Harold Robbins)的小说如何给非洲的孩子带来了性启蒙,那是别的性启蒙教育课程的作用所不能比拟的。可是这样的东西现在都消失了。我们正在无情的糟蹋我们这块土地上最重要的资源,即我们的想象。在劳·配克(Raoul Peck)导演的《四月里的某时》(sometimes in April)这部电影里,埃德里斯被他的同村人胁迫,去杀掉一位卢旺达军官——他最友好的朋友(由詹姆斯饰演)。詹姆斯跪在地上求饶,他的手绑在背后,眼里充满了泪光,身子在颤抖,那是一副让人心酸的画面。我们看到那画面也觉得羞愧。我们心里真想对埃德里斯说,赶快动手吧。埃德里斯正要举刀往詹姆斯砍过去,詹姆斯说,我求求你,不要这么做!我求你不要这么做!埃德里斯再次举起手上的刀,詹姆斯再次发出绝命的哀求,请放过我吧。大家要知道不是詹姆斯的脸上的惊恐相使埃德里斯的刀停在空中,而是詹姆斯的眼睛,那里发出一个声音“别这么干!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假如你真的这么干,你就会迷失自我了。”那是极端恐怖的一刻,詹姆斯还说,“请你告诉我的女友,我爱她。”此时,埃德里斯说,“我已经失去自我了,可是你还神智清醒。是我疯了,不是你。”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获得的救赎。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关于非洲的故事。可是这个并不使我感兴趣。作为作家,我感觉非洲作家从来都是非洲民族人性的塑造者。难处在于,如何在引人入胜与伤痕累累的记述之间取得平衡,我一直都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我已试图跳出政治的框框,而直接进入伦理的讨论: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自身的软弱以及我们可以采取的正面的改变现实的可能。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位尼日利亚的政治活跃分子,我和我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投身到反政府的斗争中,我积极鼓动我身边的人这么做,我也亲眼看着他们被关进监狱。我于是自我辩护:这是革命的代价啊,我难道没有进过监狱?我没有被鞭打过?直到后来,我再次入狱,我才明白虐待是多么普遍,你的人性是多么容易被剥夺。我认为我就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一场正义的战争。

我知道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我可以站直身躯,对世人说,我是克里斯·阿班尼,我终于获得了六天的做人的自由了。可这仅仅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不过我认为这也是好事,因为不会有一蹴而就的改革。

在美国,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们都不认识非洲。他们说,非洲是什么?于是我打开Google Earth,告诉他们非洲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很多人对非洲一无所知,却要对此发表豪言壮语。

我认为,假如我们大家都清楚自己的来历,我们才能有更有意义的对话。

我深信,我们不可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顾了。10岁的时候,我读到了詹姆斯·波德温(James Baldwin)写的《另一个国度》(another country),那本书使我深受震动。不仅仅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性和精神药物,而是因为波德温的叙事方式让你无法对其套以任何别的元素。波德温说,这就是爱。而这样的事发生在别的国度却又让你惊讶不已。我有个朋友罗纳德·格罗斯曼(Ronald Grossman)说,世界上有三类人:即懂得数数的和不懂得数数的。他还说,我们之所以受苦受难,终究是因为我们仅仅迷信于属于我们的单一的认同:宗教上的、种族上的、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上的。

我想以约瑟夫·昆曼亚克(Yusef Komunyakaa)的一首诗结束我的演讲。这首诗揭示了一个转变中的世界,诗的题目是《鼓颂》。我尽量以一种昆曼亚克欣赏的口气来吟诵这首诗:

我的非洲羚羊,我宰了你,
为的是你那爽滑的肌肤,
我要把这肌肤挂到木板上,
晒干成一张白纸。

我的女儿昨晚在跪求吃肉,
须知不是因为愤怒,
我才放下手中的板斧。
几周前,我狠狠地打你,
你无语地溜到草丛里;
正如女人曾用她的身体,
把我变成她的歌一样。

现在,我握紧了鞭绳,
如五条绷紧的弓弦,
对准你的身体。

就是魔鬼也不能钻到你的身体,
狂风、日暮、日出,
你皆已见惯;

有了压力,万物都会重新复元,
钉到乌木树里的铜钉也不例外。
五次,你的脸被雕琢。

从山谷里,
从山丘上,
从河沿上,
我驱逐不幸。
没有可可果,
没有棕榈酒,
没有鱼、盐和葫芦。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好了,我为你送上了一支歌,
你赶快爬起,如黑豹一般飞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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